晓雨 

　　中国古代遵行男尊女卑，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三从四德。在《大明律》中有关于官民纳妾的明确规定，官民必须年过四十而且无子的情况下，才可以纳妾，违反者杖责四十。不过这只是律法规定，事实上，很多官民不过四十又有子嗣，却依然纳妾。要知道，明朝律法的执行是非常严格和残酷的，但为何唯独这条纳妾的律法却形同虚设呢？我们可以从明人墓志中了解一二。

　　《大明律》

　　明代曾经4次编撰《大明律》，但关于“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的律条却始终没有更改过，只是关于“民”的定义有所不同。

　　在嘉靖十二年时编撰的《大明律》中，表明民没到40岁无子嗣，和40岁以上有子嗣却纳妾的话，将被问罪，其中官员、吏典、生员都属于民一类。由此可见，直到嘉靖时期，明律中的这条规定依然适用于官民。

　　但是，很多人在入仕之后，就违背了必须年过四十且无子嗣方可纳妾的规定，而且还毫不顾忌。比如丹徒县的知县聂洪年方29岁，原配妻子曾为他诞下一子，他却又纳了李氏，且又生了一子，不久后，他又再次纳妾，从此过着妻妾成群的潇洒生活。还有工部主事邵经邦未到40岁就已经纳了多个妾室，40岁时又纳刘氏为妾。

　　甚至有些官宦子弟尚未踏上仕途就已经开始纳妾了。比如福州太守朱豹的儿子朱察卿，18岁就已娶妻，他的妻子2年后病死了，而在此之前他妻子已经为他纳了一妾。还有南京吏部尚书吴一鹏的儿子吴子孝在30岁时，他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3年后，他的妾室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广嗣”

　　根据墓志记载，将近40%的官员富绅纳了不止一个妾，但只有有子、或是对家庭有贡献的妾才会有单独的墓志，或者在她的丈夫与正妻的墓志中被提到。而且这些官绅大多都是违律纳妾的。至于纳妾的原因，有的是为了遵从父命，有的是为了“广嗣”，有的则是因为常年在外无人照顾才纳了妾。

　　从墓志资料中可知，为了繁衍子嗣而纳妾的人占了三分之一，这主要和当时的“孝”有着密切关系。朱熹理学中，一直推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所以，对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繁衍子嗣，延续“香火”了。

　　而对于上流社会的官绅家庭来说，子孙兴旺、家族繁盛就更是他们的期望，若是妻子多年无子，或是屡生无子的话，丈夫必然要通过纳妾来求得“传宗接代”的。比如朱察卿叔父朱蟾的墓志上就写了他纳妾的原因：由于他的妻子多年无法生育，他的父亲有5个儿子，却只有3个孙子，这令他父亲整天郁郁寡欢。为此，他便纳杨氏为妾，后来杨氏为他生了个儿子，杨氏也成了朱氏家族的大功臣。

　　而且，妾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她不仅可以帮助打理家务琐事，孝敬长辈，照顾丈夫等，甚至还可以代替正妻抚育子女。妾的作用如此广泛，但纳妾所需的费用却远远没有娶妻大，所以有些官绅在妻子过世后，不会立刻续弦，反而会先纳妾来照顾家里。

　　因为妾的地位地下，不需要讲究门当户对，这些妾可能来自平民，可能来自“曲中”，也可能是其他妾的婢女。也正因为这些妾室身份卑微，所以可以随意转卖、抛弃，不会对其夫家有任何影响。

　　由此可见，由于妾这个身份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且她的职责包括打理家务、孝顺老人、照顾丈夫等等，对官绅家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很多官绅才会迫切地想要纳妾，哪怕会违反律法也毫不顾忌。

　　在万历中期以后，关于官民纳妾的律例有了一些改变，但这个改变并不是改变律条本身，而是改变对该律条的解释，也就是关于“民”的范围界定，不再包括官绅阶层。这就代表官绅阶层随意纳妾的行为已经合法。

　　事实上，不管是官绅还是民人，真正遵守“四十无子方可纳妾”的人并不多。不过，这里的“民人”并不是指普通百姓，因为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纳妾，特别是对于来自耕农或佃农的下层社会来说，家计已经难以相顾，更别说纳妾了。

　　而根据墓志资料分析，妾本身的出嫁年龄普遍很低，大概在15岁至20岁之间，男人纳妾的平均年龄则大概在34岁至39岁之间，这也就说明当时违律纳妾的行为还是普遍存在的。

　　“瘦马”

　　关于纳妾的这项律律例定于明朝建国之初，原本朝廷是希望借此来限制官绅家庭过多地占有女子，确保下层社会的百姓能够顺利娶到妻子，这样才能尽可能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生产水平的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这项规定逐渐丧失了它原来的作用。特别到了明后期时，整个社会的奢华风气开始逐渐蔓延，比如在江南地区，官绅和士大夫阶层中就兴起了追求纵欲享乐的风气，导致整个社会流行纳妾和嫖妓。此时的妾已经成为了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凡是有点经济条件的人，都会以纳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身份。

　　尤其是那些比较富裕的商人，由于他们长期处于社会下层，一直被压制着，便会通过纳妾来宣泄自己对于自身政治地位低下的不满，同时也借此来炫耀自己的奢靡生活。在这一时期，江南扬州地区很多人家特意养大女儿来给别人做妾，这些女子被称为“瘦马”。

　　在整个明朝，关于“四十无子而纳妾”的律条都没有变动过，但这一律条却始终没有得到官民的恪守。甚至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观念的转变，这项律例还遭到了官民的普遍违反，而且这种违反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被当成一种风尚来赞许。

　　当时大多数人纳妾都是为了适应现实之需，为了家族繁盛、子孙兴旺等，而以“广嗣”为目的的纳妾，则和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