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黄克仁 

　　和蒋琦的采访约在4月1日晚，等真正碰面的时候，时间已接近午夜。这段日子，孩子的母亲驻守在集中隔离观察点，蒋琦下班后得赶回几十公里外的温州市区，安顿好孩子再赶回机场驻地。“双职工家庭，孩子都被放养了”，玩笑话里多少透着无奈。不过他也明白，特殊时期，大家都在努力克服困难，“这会儿还有同事在加班上报数据呢！”

　　阿尔贝·加缪在《鼠疫》里说，每天忙得只有四小时睡眠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的确如此。4月2日下午，一架入境航班计划降落于温州龙湾国际机场。任职于温州海关旅检二科的蒋琦，将以登临组组长身份带领3名组员登机检疫。他常把登临工作比作“孤岛”作业：“你不知道身边的旅客是否为病患，也不知道中途会出现何种突发状况，来不及等待后方支援，一切都要靠现场的快速反应。”也因此，他登临的前一晚，就连梦境里往往都在应对各种棘手的情况，无暇“多愁善感”。

　　“有未知的可怕，也有已知的可怕”

　　4月2日9时30分，离飞机预计降落时间只剩下3个半小时。

　　蒋琦的双眼有些发红，疲态难掩。航班在北京时间4月2日凌晨1点起飞后，回国旅客名单和人员组成信息才正式敲定，等到第一手资料的蒋琦，必须根据“一机一策”原则立即制定出针对性的处置方案。

　　在常态下，登临组将通过入境者填写的健康申明卡快速区分旅客的风险级别，参考旅客座位后再以有无症状和高低风险来有序地组织旅客分批下机。

　　具体到本次入境航班，共有178名旅客，其中13人为中国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蒋琦说，为迎接最美逆行者凯旋，机场将举行一场简单而极具意义的欢迎仪式，因此这群人将被优先安排下机。“前一次航班中有医护人员，我们也这样做了。当医疗队队员从座位上起身时，机舱内的旅客们不约而同鼓起了掌，表示出了最大的尊重。”这一幕，让医学专业出身的蒋琦深受触动。

　　待医护人员下机后，接下来就要照顾到特殊人群。蒋琦特别留意到，本次航班孕妇较多，共13名，此外还有3名婴幼儿以及29名儿童。“一般来讲，除了有症状或是已经单独坐在隔离区域的乘客，老人、孩童、孕妇也会先下飞机。”蒋琦特别强调，为了确保不让旅客发生交叉感染，不同风险等级的旅客出舱的舱门也不一样，“登临检疫、体温监测等环节发现的有发热等症状的入境人员将从后舱门下机，并启动‘120模式’，即直接由120急救车转运至负压隔离舱进行排查采样，疑似病例直接转运地方卫生健康部门妥善处置。”

　　上百号人中，谁是确诊病例光靠肉眼无从辨别，这是一种未知的可怕；而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这是已知的可怕。

　　“这两种可怕时刻提醒着我，要做好防护措施。”早上9时30分，蒋琦准时等候在应急准备室门口，排队领取当日的防护用品，包括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等。排在他前面的关员虞莹莹，是采样组成员。3月26日，她采的其中一名女性旅客，经实验室检测最终确定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得知消息是在当晚9点，刚好在吃泡面的虞莹莹，紧张到瞬间没了胃口。她在脑海里一遍遍回忆着作业过程，尽管自认防护措施到位，但自那天起，她还是与家人分开居住，以减少接触。

　　从“应采尽采”到“灵魂三问”

　　从“舱门”到“国门”的防控每一步，容不得半点闪失。蒋琦说，登临作业结束，机上人员分批下机后，他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剩下的，就交由采样组成员。

　　“旅客入境时不一定有明显病症，具有一定隐蔽性。所以现在我们做到应采尽采，为的就是进一步控制风险。”蒋琦解释说。

　　停机位附近一楼的一块空地通风良好，设置了10个采样间，被用来作为临时采样点的工作台，虞莹莹、林峰等专业人士在此对旅客进行采样。

　　采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标本是鼻咽拭子，需要将一根长长的干拭子与上颚平行插入鼻孔，直到与鼻咽后壁接触，轻轻旋转，停留数秒吸附分泌物，再慢慢移出拭子。动作要轻柔，部位要准确。

　　林峰说，和登临组相同，采样组面临的风险同样大。“病人在采样过程中可能因为鼻咽部不适突然喷嚏、咳嗽，四溅飞沫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疫情发生以来，90后的他主动提出选择采样组，并于1月23日成功处置了旅检现场的“第一例转诊病例”。

　　与蒋琦、林峰一样，90后的李建珍也毕业于预防医学专业。她负责登临、采样过后的流调工作。

　　流调是流行病学调查的简称。李建珍介绍，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最基础的是“灵魂三问”：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你到过什么地方？“除了体温检测，还要详细询问对方旅行史、接触史，是否服用过药物，甚至职业、日常活动轨迹等等。”（下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