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春霞 

　　冒着大雪，穿梭在零下10℃的雪域高原，还要警惕时不时蹿出的野生动物，项恒在驱车8小时近560公里后，终于在晚上8点，来到此行目的地——那曲市尼玛县人民法院。

　　此前，该县的20多名工人被拖欠工资近两年。这起案件，项恒跟进了3个多月。年关将近，法院组织了各方调解，项恒正是该案的调解员。来不及休息，当晚，他马不停蹄组织各方展开调解；次日凌晨3点，调解顺利完成，工人们拿回了近70万工资。

　　“扎西德勒（藏语，表示吉祥如意）。”拿到调解书的工人们双手合十，向项恒连连道谢。

　　项恒是浙江玄畅律师事务所律师。2019年7月，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启动“援藏律师服务团”活动以来，项恒与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徐佳侃及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韩芳、张会佳4人，作为援藏律师，先后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那曲市开展法律援助。

　　近日，记者采访到他们，聊一聊他们在西藏的故事。

　　“我该为它做点什么？”

　　2019年7月，进藏的第二天，韩芳就坐上120急救车。

　　头痛、呕吐……高原反应比她想象中更痛苦和漫长。拉萨的医生仔细检查后对她说：“你就是缺氧，没生命危险。”听说她次日要去那曲时，医生摇头说：“那你可能去了会更受不了，那边比拉萨还高1000米。”

　　就此回杭？韩芳不甘心。她提上罐装氧气和零星药品，跟随大部队上路了。

　　车程漫长，一路是连绵不断的山，“这片土地贫脊而辽阔，是祖国的一部分，我该为它做点什么？”这一想法，盘旋在韩芳心里，也盘旋在各位援藏律师的心里。

　　暖心的粉色床单

　　事实上，不仅仅是韩芳，其他几名律师在援藏期间，均经历了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徐佳侃因为严重缺氧，吸氧、吃药已成她在那曲的常态；张会佳工作时，时常头晕恶心，总是赶回宿舍紧急吸氧；项恒常年经常睡不好觉，总是两点未入睡，六点又醒了……

　　与此同时，进藏后，律师们还要克服语言关，由于当地多数群众听不懂普通话，因此开庭时都是藏汉双语进行庭审，原本3小时能结束的工作，在那曲几乎需要一天时间。

　　千难万难，想到群众、政府对法律宣传及律师服务的迫切需求，感受到当地公、检、法工作人员对援藏律师的尊重，律师们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韩芳依然记得，刚到那曲时，律师公寓还没建好，当地司法局在单位职工之家，给她挤出了一间房，还为她新买了床、柜子等，知道她是女同志，还特意准备了粉红色床单。

　　“白加黑”“五加二”

　　那曲市总面积43万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然而，全市只有1家律所、2名社会执业律师，市法律援助中心仅有3名援助律师、2名公职律师。案多人少致使援藏律师常常处于“白加黑”“五加二”的状态。

　　徐佳侃服务色尼区时，全区只有她一位社会律师。每天来咨询和代书的居民络绎不绝，由于当地特殊的法律环境，且硬件条件有限，法律文书只能通过手写的方式进行，一天下来，徐佳侃经常连腰都直不起来。“也常常忙得顾不上喝水，加上天气干燥，流鼻血成了家常便饭。”

　　张会佳回忆，自己曾办理那曲市色尼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团伙案，该案涉及14人，案卷多达90卷，每天开庭长达11个小时，最后一天甚至开到凌晨2点，庭审笔录近800页。庭审结束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项恒曾承办一起劳资纠纷案，涉及111位农民工。庭前调解时，项恒代表农民工与被告沟通，对劳务案件的金额作了整整两天的核对和确认，最终要回了120万劳务款。

　　“法治梦想”播种高原

　　忙碌的本职工作之余，律师们还积极举办各种公益活动。

　　徐佳侃在那曲市色尼区政府图书室成立了法律图书角，并捐赠书籍约160册；韩芳组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讲座，将“法治梦想”悄然种在孩子心间……

　　“我庆幸，我去过。”虽然累，但律师们说得最多的，是这句话。

　　“为群众办成一点小事，他们总是心怀感激，会送上一面锦旗，或是一小粒牦肉，或是一句‘扎西德勒’，这种成就感无与伦比。”项恒说。

　　如今，徐佳侃所在的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已与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法律服务战略合作协议》，徐佳侃将在杭州继续为赴杭转移就业的那曲籍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专项法律服务；张会佳所在的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与那曲市司法局达成长期合作协议，共同组建成立了那曲市重大疑难案件研讨中心，依托泰杭所网络平台，继续为那曲市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高原山地四季好，折拉山顶雪花飘。近日，新一轮“援藏律师服务团”活动再次启动，很快，将有新一波律师接过“接力棒”，继续把“法治梦想”播种在高原山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