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宋浔燕 

　　在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说起童志良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该街道调委会驻派出所工作室的一名专职调解员，今年74岁的他，依然活跃在矛调工作一线。2001年担任专职治安调解民警以来，童志良先后调处案件2000余件，调处成功率99%以上。

　　说起自己的调解经历，童志良坦言是“赶鸭子上架”。从一名“门外汉”到现在的“有事找童老”，支撑童志良的，除了党员的担当，更有一份对调解工作的热爱。童志良的桌上放着许多法律书籍，一有空，他就会认真学习充电，不断扎实法律功底，一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童志良已倒背如流。

　　“给你看看我的秘密武器。”说着，童志良拿出一本厚厚的、已有些泛黄的剪报本，“我是《浙江法制报》的忠实粉丝，2002年起，我就开始收集报纸上的调解案例，每当看到案件复杂、调解难度大或是自己没经历过的调解案例，我就会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经过近20年的积累，童志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案例已有近千例，他将这些制作成《法律知识汇编》，时时翻阅，遇到类似案例时，便可参考借鉴。

　　对于调解工作，童志良有许多自己的思考，首先体现在调解室的布置上。走进他工作的调解室，墙上挂着“六尺巷”故事的图片和介绍。“当事人来我的调解室，看到这个有关礼让的故事后，总能把火气压下几分。当然，调解工作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童志良说。

　　此前，王女士带着孩子到下应街道辖区某景区游玩，可孩子不慎摔跤受了伤。“小孩在你们景区受伤的，你们肯定要负责。”“您的孩子是自己弄伤的，跟我们没关系。”为了认定是谁的责任，双方当事人吵了起来。接到任务后，童志良立马赶到景区，向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后，来到出事地点实地查看，随后反复调看当时的监控视频以及现场照片。大致判断出了事故责任后，了解到当事双方诉求分歧较大，且情绪都很激动，童志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通过多次沟通协商，分析利弊，最终促成调解。

　　“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呢？”记者问童志良。“我是一名有着5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只要我的身体允许，群众还需要我，我就会一直把调解工作做下去，尽我最大的努力服务好大家。”童志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