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梅 

　　“5年，累计60余万份裁判文书；一份文书，最多可能有100多页。要从中发现异常案件，无异于大海捞针……”站在“绍兴数字检察监督平台”大屏幕前，回顾五年来走过的绍兴检察惩治虚假诉讼之路，曾于生很感慨，“幸亏当年那个有些‘疯狂’的念头。”

　　曾于生，绍兴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与民事检察工作结缘的十多年间，他打交道最多的是一桩桩案件的申诉人，记忆最深的是一张张受案件困扰而懊丧的面孔。曾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找到他，气愤又无奈地问：“我真的已经还钱了，为什么法院还是判决要我再还一笔‘冤枉债’？”

　　“虚假诉讼虽然披着法律的外衣，但所涉法律文书一定存在异常。有没有办法变被动为主动，让类似情况再少一些？”对于这个想法，当时连曾于生都觉得有些“疯狂”，“每年约10万件案件量，怎么去发现？”

　　大数据技术为检察人员打开了一扇窗。

　　要查，就从老百姓反映最突出的案件入手。绍兴市检察机关从民间借贷纠纷、交通事故赔偿、劳动报酬纠纷等案件入手，一次次梳理检察监督点。4个多月的烧脑付出，2018年年初，“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破茧而出。

　　通过该系统，绍兴市检察机关发现了大量涉嫌“套路贷”的民间借贷案件线索，不仅用法治手段威慑了这一领域的虚假诉讼，更推动扫黑除恶“打财断血”。

　　以民间借贷这一虚假诉讼“重灾区”为重点，2018年到2020年，绍兴市检察机关共排查出涉嫌虚假诉讼线索1300余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后抓捕犯罪嫌疑人71人，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679件，法院再审改判519件，给各类虚假诉讼沉重一击，“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也被最高检在全国推广。

　　在绍兴率先突破的基础上，全省检察机关多项举措同时发力，频频向各类虚假诉讼亮剑。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突出查办涉黑恶势力、侵害民营企业、民间借贷领域和劳动纠纷领域案件，办理872件，涉及金额7亿余元，移送虚假诉讼刑事案件136件249人；2019年，省检察院在全省部署虚假诉讼深层次违法行为专项监督活动，其中对民间借贷、离婚析产、房地产权属等类别的虚假诉讼案件开展重点监督，当年办理案件2302件，涉及金额12.7亿余元。

　　办一案，挖一串，治一片。在检察法律监督的有力作用下，更多领域的虚假诉讼被暴露在阳光下。

　　2019年年底，不断有保险公司向绍兴的民事检察部门反映，他们遇到了车险理赔骗保问题。

　　“这是个案，还是又一条隐蔽的灰色产业链？”绍兴市检察机关利用数字检察监督平台，对当地近五年的60余万份裁判文书进行分析研判，同时根据“理赔权转让”“保险公司定损异议”这两大特征进行筛查，再调取社保缴纳等信息碰撞比对，结果令人震惊：宋某等13人名下共涉及200余个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且这13名原告均为同一家汽车修理厂员工，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种种迹象表明，其中有虚假诉讼的嫌疑。通过进一步排查、深挖，以宋某为首的团伙通过虚增维修项目、扩大车损等向法院骗取生效裁判的车辆保险诈骗犯罪行为被查实。

　　从该案入手，绍兴市检察机关又发起了对车险领域虚假诉讼的监督，斩断车险诈骗黑色产业链，并联合银保监局出台协作机制，畅通司法机关、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健全保险行业反欺诈体系，促进该领域诉源治理和行业长效治理。

　　近两年，浙江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的监督进一步向虚假仲裁、虚假司法确认和知识产权虚假诉讼等新领域、新类型拓展，构筑起一道道防范虚假诉讼的坚强屏障。

　　在绍兴市检察院七楼会议室，记者看到墙上挂着许多锦旗，落款的感谢人不仅有绍兴的、省内的，还有省外的。其中有一面是一对小夫妻送的。曾于生记得，这对夫妻因为莫名成为一笔1400多万元债务的担保人，找到了检察院。“第一次见他们，夫妻俩都快哭了。”曾于生说，夫妻俩一个开货车，一个摆摊卖菜，“这笔钱哪怕一辈子不吃不喝都还不完”。后来通过笔迹鉴定，曾于生帮他们摆脱了虚假债务。

　　在曾于生看来，法治获得感，既是这一面面锦旗传递出来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也是检察人一次次办理案件后的成就感价值感，“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地突破难关，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