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杭互法 

　　门口亮起“开庭中”的指示牌，靠墙的一侧审判席上，担任审判长的沙丽坐在最中间，正对面是一块大屏幕，原、被告双方通过远程视频参与庭审。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这样的庭审场景司空见惯。当事人不用大老远跑过来，身在天南海北都可“隔空”开庭。“如果十年前你问我，当事人能不能足不出户就把案子给解决了，我一定觉得你是在开玩笑。”该院互联网审判第二庭庭长沙丽笑着说。

　　今年是沙丽进入法院的第20个年头。2002年，她入职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年，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作为初创团队一员的她与同事们迈上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创业路。置身于中国互联网从奔跑到超越的滚滚浪潮，沙丽见证了互联网发展的波澜壮阔，也让审判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同频共振，用一记记法槌触摸发展的每一次脉动。

　　司法对时代的回应

　　都说“从前车马很慢”，沙丽也经历过一段“一封文书送达需要五六天，徒手装订一沓纸质案卷”的时期。

　　刚进法院那会儿，沙丽主要承办跟铁路有关的民商事、刑事案件，“有些纠纷是旅客在出行途中发生的，可能只是坐火车经过杭州，人来自五湖四海，要排个庭都凑不好时间”。

　　2002年，中国互联网开始飞快奔跑，浙江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涌现的互联网纠纷，给司法审判带来一定难题。这些纠纷当事人往往跨越地域空间的限制，案件管辖弱化了住所、纠纷所在地等地域因素，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度成为涉网案件最常见的“标配”。

　　浙江先试先行，在全国首创“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确定三家基层法院和杭州中院作为网上法庭的试点，并打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第一次将法庭从现实物理空间搬到了网络虚拟空间。沙丽被安排前往杭州中级法院立案庭学习，短短两周里，要做好系统对接、网上立案流程、案件节点管理、调解平台建立等重点工作的初创构建和有序推进。

　　由于原有法律框架内的管辖原则、司法送达方式和审判证据规则等面临着巨大挑战，浙江高院决心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创新，将“互联网+法院”全面升级为“互联网法院”。

　　2017年可以说是网络时代中国司法的创新年。当年5月1日起，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集中管辖杭州地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等5类案件。6月26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依托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试点设立专门审理涉互联网案件的杭州互联网法院。

　　十天后，杭州市钱潮路22号，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亮相。她的诞生，被视作世界司法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大创举，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

　　一路同行的沙丽穿上法袍，面对国旗，庄严宣誓。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推进这一重大创新项目面临诸多困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初创团队包括院长在内只有6名员额法官，平均年龄不到40岁，“拼”字写在了所有人的脸上，院里的灯光总是到了深夜还不息。

　　网上案件网上审

　　互联网法院成立后，一波波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际上的法院同仁前往参观访问，大家迫切地想问一个问题：“打官司怎么能和网购一样？”

　　网上诉讼平台，为当事人提供从起诉、举证到庭审、宣判全流程在线服务，且24小时不打烊。“哪怕是凌晨一两点，你都可以在线提交起诉状、上传证据。只需两秒钟，材料就从你的那端来到了法院，这不就像网购一样方便吗？而且外省的当事人不用特地赶来，光差旅费就省下不少。”

　　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网络环境没有太多约束，有的当事人会穿睡衣出庭，开庭时还会闲聊。沙丽后来参与制定《诉讼平台审理规程》《网上庭审规范》等规范性文件，构建起明确统一的在线诉讼制度规则。2021年6月，最高院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其中就吸收了互联网法院探索实践的经验。

　　一段时间后，沙丽注意到一个新情况——当事人跨区域、跨国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在办理一起网购纠纷时，沙丽得知原、被告分别在加拿大和中国，时差十几个小时，“一审法院不能省略庭审流程，在线审理虽然方便，但没法解决跨时区的问题，身在国外的当事人还得晚上十一二点参加庭审”。

　　怎么解决？沙丽和同事们讨论后，想到了异步审理模式，借助网上诉讼平台，将庭审中举证质证辩论陈述等环节分段进行，法官、当事人、代理人可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地点，利用零碎时间完成整个诉讼活动。同时为了保证审判质效，时间被限制在24小时以内，“既解放了当事人，我们也不用钉在审判桌前，大家都可以有效利用零碎时间兼顾其他工作。”沙丽说。

　　网上案件网上审，这是互联网法院设立的重要初衷。而异步审理模式则是对传统诉讼审理模式的颠覆，在国际研讨会上，它被作为“值得鼓励的一种审判方式”。

　　如今，在浙江，互联网审判模式已从“盆景”变为“风景”。近年来，浙江法院全力打造“全域数字法院”，全省106家法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审判执行工作已经全面、彻底地数字化。

　　法治的内核

　　互联网蓬勃发展，新平台、新业务、新样态迭出，互联网法官每天都要面对新纠纷、新矛盾。“互联网法院的司法价值，不仅仅在于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还在于法治的内核。”沙丽说。

　　2018年，沙丽接手一起大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一家信息技术公司通过一定方式获取了原告累积的巨量原始数据，并从中获利。“这个案子涉及数据领域前沿的法律问题，在立法暂时缺位的情况下，如何在司法层面合理划分数据权益边界是个难题。”那段时间，沙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看行业背景、类似案例、论文专著，反复思考。“被告未付出劳动创造，将涉案数据产品直接作为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明显有悖公认的商业道德。”最终，被告被认定为不劳而获，构成不正当竞争，沙丽在判决中还明确了互联网企业收集用户信息正当性的判断标准。该案被最高院视作确立了数据权益司法保护规则，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

　　互联网法院不仅要用互联网方式把互联网案件审理好，还要对网络空间治理、互联网领域规则制定作出贡献。法官裁判的过程就是在探求制度规则的过程中，不断弥合法律的滞后性。

　　沙丽审理过区块链电子证据第一案，双方当事人对新型区块链证据的争议极大。为此，她查阅大量资料，深入学习区块链技术，并向专业人员请教。审判中，她大胆认定该区块链电子证据有效，并确立了区块链证据效力的审查认定规则。两个月后，该规则被最高院司法解释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认可区块链存证的法律效力。

　　近几年，网络直播发展迅速。最近沙丽就审理了一起“大白”“二白”两个智能机器人主播之间的纷争。原告开发“二白”机器人主持直播的智能程序，观众可以直接与机器人对话、打赏、互动，令账号增粉效果明显。而被告“大白”的直播界面、话术系统与原告的几乎一模一样。为厘清事实，沙丽特意进入被告的直播间，观察发现被告存在明显的搭便车、攀附故意，构成侵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侵权就要承担责任。”

　　有时，裁判也非常考验法官的智慧，对法律的理解，利益的平衡，未来市场的导向以及法律在价值引领上的作用。比如最近，沙丽正在琢磨一批长短视频之争的案件，案件涉及到新业态下算法推荐治理与平台侵权责任的判定。

　　作为第一代互联网法官，沙丽觉得很有挑战性，“建设网络强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很光荣！”

　　【“数”说】

　　近年来，浙江法院全力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内网外网共享协同、有线无线互联互通的“全域数字法院”，绘制数字时代法院新图景。

　　2018年以来，浙江法院整合原来的84个业务系统，建成统一的“浙江法院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全省106家法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为立案、缴费、举证质证、庭审、合议等150余个业务场景提供系统服务和强大支撑。当前，浙江法院的无纸化办案率达99%，办案效率提升14.1%，每年为群众提供在线服务近5亿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