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晓青 

　　2003年，是我进入浙江法治报社，成为一名法治记者的第一年。当时，经常有读者来信来电向我们报料。那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封报料信，反映德清县某派出所长借搬家之名，在饭店设宴15桌，请的是派出所民警、保安、村治保主任及当地企业主等人，“去吃酒的人，都送上大小不等的红包”。

　　当时的农村，上梁、乔迁都要办庆贺酒，一般都安排在家里，请些亲戚朋友聚一聚，但在饭店里办酒，而且桌数这么多，就有些不正常了。这样的“搬家酒”，会不会有敛财的可能？于是，我打算到实地核实采访。

　　由于报料人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的采访只能依据信上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我首先来到设宴的饭店，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家特色饭店。从来不吃羊肉的我，还专门点了他们家的招牌菜——红烧羊肉。趁机，我和服务员攀谈起来，确认了信上所说的确有此事。接着，我又根据线索找到了部分治保主任和保安，他们都去吃了酒且送了红包。

　　外围调查已基本清楚，当天晚上，考虑到采访有受干扰的可能，我选择在邻镇的宾馆落脚。果然，后来得知，该派出所长派人到处打探我的下落。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和被举报人正面交锋了。我来到该派出所，就被举报一事向所长询问，可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他的上级领导也认为，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该派出所长大摆宴席的当天下午，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金明在会议上明确要求，注意查处借节假日和婚丧喜庆等事宜敛财的违纪行为。《派出所长搬家设宴15桌》的报道一经发出，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很快，该派出所长受到处分，由此还进行了相关的整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