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冬梅 见习记者 郭晓燕

　　通讯员 彭逸艾

　　本报讯　“从过去炸山开矿造成的‘山是秃头光，水成酱油汤’，变成现在的‘人在余村走，就是画中游’，我们余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强、民富、景美、人和，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4863元。乡亲们常说，绿水青山就是幸福靠山！”3月5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在首场代表通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因高调“炫富”而出圈。

　　汪玉成口中颇为自豪的乡村振兴数据，正是新时代“余村经验”为安吉乡村治理带来的最直观红利。余村地处天目山北麓，因境内天目山余岭及余村坞而得名。因山多地少，为了温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余村办起水泥厂和石灰窑。很快，小山村成为赫赫有名的富裕村，集体经济收入最高时接近300万元。开山挖矿，口袋是鼓了，伤痛却不约而至：村庄整天粉尘蔽日，村民不敢开窗晾衣，炮声震耳欲聋。

　　2000年，安吉提出生态立县，余村随即关停矿山和水泥厂，集体收入一下只有20多万元。劳动力往哪儿转？村民如何致富？质疑声四起。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余村，情深意切地为村庄发展把脉问诊，高瞻远瞩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山村，由此迎来了命运转折点——

　　“省委书记亲自把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分析一个村域、县域入手，指出要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推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安吉。这为我们基层乡村振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汪玉成坦言，朝着中国最美县域村庄样板的目标，余村走出了一条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之路。作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具有安吉特色的“余村经验”也应运而生，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典型样本。

　　（下转3版）

　　（上接1版）

　　“在推广和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总结提炼出了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八个村’来构建乡村社会生态，实现乡村善治。”在安吉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柏建华眼里，这“八个村”综合体现了安吉目前的乡村治理格局，“围绕‘余村经验’，安吉各乡村都创造出了适合本村的治理方法，比如天子湖镇高禹村创新‘五个所有’村级事务运行规则；孝丰镇横溪坞村构建‘四个不出村’乡村治理模式。在安吉，乡村治理有千百种方式，但是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善治。”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余村充分挖掘这其中蕴含的治理思想、治理智慧，创造性地建立“两山议事会”，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共治平台，为推进基层民主协商治理、在乡村治理领域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找到了新载体。

　　“支持增加补偿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近日，在余村村委会议室，一场村民代表表决会议正在进行。原来，该村因为一个集体经济项目建设，需要将胡大伯家的一棵树进行移栽。村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但胡大伯均以补偿过低为由拒绝移栽。后经“两山议事会”决议，绝大多数村民代表认为不应该增加补贴。会后，胡大伯主动进行了移栽。

　　“现在村里的重大决策，重要的资金分配等都要经‘两山议事会’决议才能通过。过去我们每个月调解矛盾纠纷10多起，现在每年还不到10起。”余村村党支部副书记俞小平说道。“矛盾纠纷越来越少，村支部书记可以算得上是村里最没有‘权力’的人。”对此，柏建华打趣道，“‘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讨论可参与、所有决定都签字、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财务都公开’的基层治理模式，使得传统的‘强人治村’带来的短期效益转化为靠‘民主治村’‘依法治村’带来的持久活力。”

　　率先发布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工作规范》，为实现乡村治理提供重要的指标化支撑和操作性规范；成立“余村经验”研究促进会和研究服务中心，大力推进“余村经验”的实践运用；创立全国第一本《“余村经验”研究与实践》刊物，举办全国第一场“余村经验”研讨会，推出全国第一款“余村经验”应用软件，培育全国第一批“余村经验”基层示范点……经过多年探索，“余村经验”已逐渐渗透到安吉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推广实践形成的创新成果，也助力安吉乡村治理水平稳步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强劲的动能。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凝聚政法力量、对深入实施‘余村经验’做出规划、提出要求，推动‘八个村’彼此间的握手，创新具有安吉特色的新基层治理生态体系，高质量建设国际化绿色山水美好城市，努力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治理‘余村经验’。”在柏建华看来，一滴水珠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余村身后展示着一个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绿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