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钱塘法

　　本报讯 两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打起官司，法院最终判决B公司返还A公司500多万元，但B公司未履行。法院执行调查发现，B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但此时A公司提出，B公司有3名股东未尽出资义务，由此造成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又对股东提起诉讼。如此“连环官司”里，“3名股东到底有没有出资”是破题线索。真实情况如何，证据在哪里？显然，快速精准调查取证，是关键所在。

　　去年8月，杭州市钱塘区法院审理了这起金华A工贸公司与杭州B化纤贸易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由于B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今年2月，A公司又以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向钱塘法院提起诉讼，认为B公司的3名股东未尽出资义务，有抽逃出资的嫌疑。

　　钱塘法院审理过程中，3名股东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以此证明他们已完成认缴出资义务。为彻底查明事实，A公司代理人通过“律师调查令一件事”应用场景，在线向钱塘法院申请了调查令，并前往农业银行杭州临江支行、农业银行杭州黄龙支行，调取指定账户在指定期间的流水明细。调查令签发次日，代理人便通过“律师调查令一件事”回传相关银行流水明细，取证过程仅用时1天。

　　“此前的走访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律师在使用调查令过程中存在缺乏线上申请途径、申请信息及材料不规范、调查令使用不规范以及申请流程复杂、签批效率不高、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导致律师‘有令难行’。对协查部门来说，缺乏有效核验途径也是导致律师调查令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钱塘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公司纠纷牵涉的权利义务主体更加多元，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此对高效、便捷、快速解纷的司法需求尤为迫切。律师持调查令调取相关材料，不仅能为法官裁判和执行提供更多更可靠的证据，形成更为公正及符合客观事实的判决结果，提高司法公信力，同时也关系着营商环境，影响经营主体对司法公正的感受。以此为出发点，去年12月，钱塘法院上线“律师调查令一件事”应用场景，通过数字赋能、流程再造、制度重塑，实现律师调查令便捷申请、精准审签、智能核验、科学监管，优化律师调查取证环节效率。

　　该应用场景上线后，律师可通过浙江法院网等线上平台，进入“律师调查令一件事”应用模块，通过“我要申请”就可以完成案件律师调查令申请操作。申请发出后，案件承办法官就会在办案平台收到“待审批”提示，法官根据申请材料，对调查令的申请在线完成审核，审核结果会自动推送给律师。在这个过程中，律师可以实时跟踪进度以及进行审核催促、调查令文书下载、调查反馈登记、证据提交延期申请等操作。

　　另外，对于相关协查部门“核验难”问题，该场景也提供了核验律师身份和法院文书的渠道，能大大提高政府部门、司法机关、金融机构、企业等协查主体的配合度。比如，在系统智能生成《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律师调查令》文书的同时，会在文书左上角生成一个二维码，协同单位通过微信扫码，就可以实现调查令文书原件、律师执业证、共同参与调查人身份材料等多类文件的在线展示与扫码核验。

　　据了解，钱塘法院“律师调查令一件事”应用场景上线3个月以来，已接收律师申请150件，法院签发117件、退回补正16件。其中，调查令签发、回传最短历时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