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英

　　创业者从来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作为民营经济大省，2022年年末，浙江在册经营主体达943万户，净新增经营主体74.9万户，比上年增长14.7%，其中个体工商户超过600万，占比64%左右；按全省常住人口计，每7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创业者。此外，还有大量自然人以个人名义深度参与商事活动，如直播从业者（据报道杭州每244个人里就有一个主播）、自媒体人、微商电商、自由职业者等，规模化、形式多样化、经营多元化的商事主体已经形成并势不可挡。

　　创业意味着创造和创新，是对未知的探索和对已知的挑战，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此庞大规模的经营主体之下，因经营好坏导致的主体“生”“死”、新陈代谢也在所难免，因经营失败而深陷债务困境的个体工商户等自然也不在少数。

　　“失败”难以避免，能否宽容“失败”至关重要。给予因为经营失败或其他原因承担债务，又确实没有履行能力的“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一个相对宽容的制度出路，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日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2年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情况，全年共为688名“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清理个人债务59.53亿元。所谓个人债务清理，就是当债务人全部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在法院监督下由管理人依法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分配，在债权人意思自治下对其债务进行豁免的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经营主体失败后有序、有效退出的重要机制。这项制度是浙江法院自2018年起在全国率先进行的试点和探索，通过依法合理免除自然人因生产经营、担保等而承担的相关负债，推动化解企业债务连带风险，更好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

　　作为一项“宽容创业失败”的制度探索和司法实践，浙江取得的成效获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也为未来国家层面的个人破产立法提供了实践素材和浙江样本。也要看到，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对债务人宽容和免责的理念，与传统文化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理所应当”的观念并不契合，还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心。实际上，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最为强调的是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对于陷入债务泥淖、“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给予一条相对宽容的制度出路，可通过公平偿债、债务豁免等来破解“债务死结”，确保其基本的生存需求，避免遭受不合理、过度索债的危害，保障其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对“有能力却不履行”的“老赖”，则坚决地通过强制执行和惩戒来实现债权，以彰显公平价值和诚信原则。具体实践中，法院对“诚信”的识别十分严格甚至严苛，一旦发现有隐瞒或转移财产或其他不诚信行为，将会给予严厉惩罚。而且，债务清理也不意味着可以欠债不还，现有财产要全部清偿，在规定的数年考察期内除了基本生活开支之外，仍要力所能及地偿还部分债务，更不得进行高消费。同时，相关的制度也还在不断的完善和补漏当中。

　　经营主体的“进”与“出”都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不断地注入活水保持市场活力，也要能进能出、让人有重新再来的勇气，进得快、长得大、退得易。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在一个鼓励冒险、奖励创业家的社会，同时也必须给予冒险者“体面失败”及从头再来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这项制度其实更是一项保障底线公平的制度供给。毕竟，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经营虽然失败，但生活还需继续，我们都需要有免于绝望的制度生机。

　　（作者系省委党校中青一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