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金妮

　　杭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邓新圣

　　在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金钗袋巷79号院，矗立着一座铜像——一名理着平头的中年男子身体前倾，拉着一辆黄包车，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

　　铜像刻画的人物叫陈福林。在上羊市街社区老居民金水德眼里，他是自己幼年时的邻家叔叔——那时，他们两家就隔着一条街，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精神抖擞的陈叔叔在家门口进进出出。对这个叔叔的印象，也简单地停留在父母亲常说的 “热心肠”上。

　　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陈福林”却代表着特殊的意义。

　　1949年10月23日晚，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250多名居民代表街道突然被通知去西牌楼小学礼堂开会。昏黄的电灯下，他们用手中的选票选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位居委会主任，正是当时年仅24岁的人力车夫陈福林。

　　当晚，从上羊市街“刮”起的基层民主自治之风，开始吹向中国的角角落落。

　　75载岁月，“新中国第一居”的基层民主自治工作有了怎样的发展？国庆前夕，记者来到上羊市街社区进行探访。

　　人力车夫当选记

　　放置陈福林铜像的金钗袋巷79号院子，如今不仅是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所在地，还是“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里头摆放着新中国首个居委会成立前后的一些老物件。其中，28个黑色红底的长方形印章颇为引人注目。

　　这28个印章叫“保甲章”，是上城区民政局提供的复刻版，其原件早已随“新中国第一居”的成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通过翻阅公开记载的陈福林老人的口述资料，以及采访上羊市街社区的老居民，记者还原了其当选居委会主任的场景，也解密了那些”保甲章“的去向——

　　解放那年，陈福林正好24岁，是一名黄包车夫。因为热心肠，上羊市街谁家有个婚丧嫁娶都少不了喊上这位“陈家大儿子”来帮忙。选居委会那天晚上的经历，他生前曾多次谈起。他口述：那晚选举前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主持人宣布选举开始后，就发选票，选票是油印的纸质条子，上面写着21名候选人，他排在第一个，到会人手一张。

　　一人一票的选举，很快有了结果，热心肠的陈福林当选为上羊市街居委会主任。

　　“陈家大儿子当居委会主任了。”那天参会的居民代表都很兴奋，除了坐在讲台右侧角的20多人。当时那20多人的身份，陈福林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是旧中国时在上城区地域内的“保长”。

　　保甲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在当时，花钱能买到“保长”职位这件事，从来都不是秘密。

　　新旧交替，永远不会有“和颜悦色”。就在选举结束之后，直到一位同志把手枪拍在了桌子上，这20多个“保长”才不情愿地交出了印章。陈福林拿个包袱皮把这些印章一包，拿回家当柴火烧了。

　　当时，24岁的陈福林只觉得自己这一举动很解气，但没想到，自己还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小巷总理”。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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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全市发出《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对居委会的性质、生产方式、职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上羊市街老居民的记忆里，那时的居委会干得工作可不少。比如，个别居民卫生习惯不好，陈福林和居委会一班人商量，盖了两间简易公厕；国内一些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居委会干部就挨家挨户去募捐；抗美援朝，陈福林去慰问军烈属，动员青年参军报国；晚上的时候，治安不好，很多居委会工作人员都会外出夜巡，等等。

　　锣、喇叭和微信群

　　金水德今年75岁，一米七的个子，身材偏瘦。自从退休后，他就投身社区工作，不仅成了居委会委员，还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忙着在国庆节前夕给社区的老人们分配过节物资。只见他一手拿着名单表格，一手帮大家搬物资。社区里的老人大多与他相熟，见到他都会情绪饱满地说一句：“老金，谢谢你啊。”

　　如同小时候父母描述陈福林的那样，如今，“热心肠”也成了金水德在社区里的代名词。

　　金水德说，从小时候看隔壁的叔叔阿姨参与社区工作，到现在自己也成了居委会一员，几十年里，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基层民主自治在“新中国第一居”的生根发芽。他用三个物件——锣、喇叭、微信群形象地讲述了其变化发展。

　　锣，是金水德幼时的记忆。那时候，他每次在家里听到锣被敲响了，就知道是居委会的人来了。他们有时候敲锣，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关好门窗；有时候，是告知大家垃圾车来了，提醒大家下楼丢垃圾。“那时候的锣，主要是起通知的作用。每回居委会敲着锣过来了，大家就知道有要紧的事情了。”

　　喇叭，是20年前金水德刚退休从事社区工作时经常用到的工具。那时候，碰到社区打疫苗或者进行卫生检查、安全检查等，金水德总会拿着喇叭走街串巷喊一遍。“那个时期，开始主动反映问题的居民是越来越多了。”金水德回忆说，“我拿着喇叭走街串巷，居民知道我来了，会探出头来顺便反映自己生活中碰到的问题。”

　　他记得，为了最大化地收集民意，2005年左右，社区在每个楼里设立楼道长，方便居民就近反映问题。到了2009年，社区还设立了邻里值班室，由社区里比较有威信的居民轮流值班，接待需要反映问题的居民。“那时候啊，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矛盾和邻里间的矛盾纠纷上。”金水德说。

　　现在，微信群正成为金水德亲密的“朋友”。“手机功能越来越多，社区、居委会和居民之间的沟通也更加便捷。你看，居民碰到什么问题，随手一拍发到微信群里，我们就会安排人过去帮忙处理。”金水德说。更让他感受深刻的是，如今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反映的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小家’方面，而是更加关心社区这个‘大家’，比如看到绿化带被破坏、垃圾随便扔，他们都会及时在群里反映。对社区治理有何意见建议，也会发在群里。”

　　铜像对面的“民意小圆桌”

　　时过境迁。在79号院陈福林铜像对面，开着一扇门，门里有张桌子，叫做“民意小圆桌”，上羊市街社区的居民经常坐在这里，七嘴八舌地为社区治理出谋划策。

　　不止在79号院，从2019年开始，楼道里、小区里……形状各异的议事桌子在上羊市街社区几乎随处可见。现任上羊市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子渊说，每年有100多场关于社区治理问题的激烈讨论都在这些桌子上开展。

　　“碰到事情，居民们可以上‘民意小圆桌’，和社区、居委会以及各利益相关方一起讨论。大家坐下来聊，寻找问题的‘最优解’。”郭子渊表示，这是上羊传承了七十多年的自治精神，也是现代社区的治理密码。

　　近年来，上羊市街社区许多看似棘手的治理难题，几乎都是在“民意小圆桌”上讨论解决的。

　　2021年，社区里的云雀苑小区加装电梯，如何选择安全有效的加梯方案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当时，社区居委会带领左邻右舍，将“民意小圆桌”搬到小区活动室。大家各抒己见、出谋划策，最终讨论出各方都认可的费用分摊、后续电梯管理等方案。

　　同一年，金狮苑、袁井巷、云雀苑小区启动旧改项目，“民意小圆桌”又被直接摆到了施工现场。社区党委、居民代表、施工方直接对着图纸实地讨论，问题与需求更加直观，沟通效率也更高。最终，小区旧改工作顺利完成。

　　2024年，袁井巷小区提出停车难的问题，社区、居委会、物业、业主代表、楼道长等十几人齐聚在“民意小圆桌”旁，前后讨论了近50次，规划出限制车辆随意进出、设置亲子车位等方案，赢得居民一致认可。

　　“‘民意小圆桌’让居民都有渠道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看到自己参与的成果后，大家更有归属感，也更大地激发了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变‘要我管’为‘我要管’。”郭子渊感慨地说。

　　为了充分发挥居民自治优势，上羊市街社区还任命了一批“居民骨干”，并开通了“邻里110”热线，升级邻里值班室为“邻里110”值班室，打造“社区的事，大家议、大家管、大家办”的最大空间。

　　68岁的单国良就是其中一名“居民骨干”，采访那天，正值中饭时间，记者在“邻里110”值班室见到了他。闲聊几句后，记者问他要不要先去吃饭，他摆摆手拒绝了，“等其他同志回来再去吃，值班室不能没有人。”

　　记者手记：

　　基层民主自治能发挥出多大的力量？在上羊市街社区走访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令记者最为深刻：无论社区工作人员走到哪里，路上的居民都会像看到老熟人一样，热情地跟工作人员打招呼。

　　这份熟络，与上羊市街社区从“邻里”中生长、萌发出的自治活力紧密相关。“社区的事，大家议、大家管、大家办。”社区里几乎随处可见的议事桌子，每年100多场关于社区治理问题的激烈讨论，都是上羊市街做好民事共谋、提升社区自治水平的载体与努力。

　　基层民主自治，就是让普通居民有地方发声、有权利决策，这不仅是让社区内部关系更“铁”的关键，更是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的“法宝”。其在基层治理中输入的“密码”，或许可以概括为简单的一句话：普通人的愿景，就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