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胡慧颖 孙文豪 程飞

　　这里关着一群特殊的罪犯。

　　四角围墙的最角落，几片绿意拼成了一条红丝带的形状，讲述了这个监区的特殊之处。

　　2004年8月，根据国家有关工作要求，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在省十里丰监狱设立艾滋病专管监区，对艾滋病犯进行集中管理教育。这个序列为九的监区，成为了全国最早一批集中关押男性艾滋病罪犯的关押点，也是目前全省唯一的男性艾滋病罪犯关押点。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创设出一整套艾滋病罪犯管理的制度体系，20年来，这堵特殊高墙的背后历经了哪些变化，又讲述了怎样的坚守与奉献？近日，记者走进省十里丰监狱九监区，找寻答案。

　　就医是权利，改造是义务

　　早上7点，吃过早餐，罪犯端上杯子，排队依次进入医务室。他们从民警手中接过一个小塑料杯，里面是白蓝黄等各色药片，吞咽后张嘴让民警查验，再进入观察区等待。这其中，有他们必须服用的专用药，而鉴于一些人还同时患有高血压、肝炎等多种病症，一次需要服下几种甚至十几种药，也是很平常的事。

　　监区政治教导员叶邦慧介绍，服药制度的背后，艾滋病罪犯的治疗已经走了很长的路。2003年，国家就针对艾滋病患者启动免费抗病毒治疗。但很多罪犯却认为“刑期比命长”，拒绝服药。

　　“我活不到出去的。”民警徐垠飞还记得，这是沈兴（化名）拒绝吃药的第8天，说过的一句话。面对徐垠飞递过去的药，他挤出一丝牵强的笑容，随后望向窗外，眼神空洞。

　　沈兴曾是一名包工头，因吸毒染上艾滋病。之后工地发生事故，事业被击垮的同时，怀孕的妻子也被查出染上艾滋病。沈兴选择入室盗窃，试图给家人提供所谓的“保障”……入狱后，漫长的刑期和羸弱的病躯让他陷入绝望，拒绝服药成为他对抗命运的“另类”方式。

　　徐垠飞多次尝试联系沈兴家人，想通过亲情的纽带挽救他。当时，他翻阅档案发现，还有半个月就是沈兴孩子的生日，于是汇报监区，想为对方安排一次特殊的亲情电话。

　　孩子生日当天，在徐垠飞的劝说下，沈兴第一次拨通了家里电话。“女儿经过检查，是健康的。”电话那头，妻子带来的好消息让他有了“生”的希望。

　　再次面对徐垠飞递过去的药，他终于没有拒绝。

　　罪行由法律裁判，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但艾滋病罪犯也在国家免费治疗的范围里，保证他们的健康，亦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就医是权利，改造是义务。”如今，这已经成为九监区民警的共识。但谁都不能否认，在监区成立最初，恐惧，才是大家最真实的内心活动。

　　监区刚成立时，有12名民警主动报名请缨。今年60岁的民警柳青是其中一位。“战胜恐惧的第一步是重新认识艾滋。”柳青回忆。2004年监区筹备之初，便请来疾控专家上课，为民警配备防护装备，开展心理辅导。同年8月，九监区开始正式收押艾滋病罪犯。“提高认识、做好安全防护后，就是建章立制、规范管理，既要防止职业暴露，又要确保教育改造工作有序进行。”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艾滋病罪犯构成纷繁复杂，没有成熟的管理模式，民警们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当初，监区外边的这条路，周边村民都绕着走。”柳青说，他们也能理解外人的感受，毕竟那时候他们自己心里也没底。而如今，通往九监区的马路笔直宽阔，那是一批又一批的民警“开拓”出来的。

　　从“隔着铁门”到“面对面”

　　“我梦见一群僵尸向我扑过来，他们腐烂的躯体上，是一张张人脸，我惊出了一身冷汗。”2011年，李永剑36岁，刚转岗到新岗位的他，连续3天做了类似的噩梦。

　　那是李永剑进入九监区的第二个月，一天上午，他作为管教民警按例检查犯人缝衣服的针线，在接过犯人递来的手缝针时，他的手指碰到了针尖，瞬间划开了口。“我本能地感觉到糟了，立马跑去冲洗。”在紧急清创后，他第一句话便是，“这事，千万别告诉我老婆。”

　　在九监区，见血是大事。“不安、无助、恐惧……”在等待检验结果时，李永剑形容“像刀架在脖子上”。好在最终的检验结果是阴性。后来他才知道，刚来九监区的民警，很多都做过噩梦。

　　职业暴露的风险，是民警的主要恐惧来源。所以，最开始几年，民警与罪犯谈话是隔着一道铁门的，门外的民警身着防护衣、戴着口罩，隔空喊话。一边是口罩下看不清表情的脸，一边是一双双充满敌意的眼睛。铁门隔出了安全，却隔远了人心。

　　在这种情况下，九监区决定实施一条早已想到却不敢轻易启动的措施——和罪犯面对面零距离接触。走进罪犯的心里，用真诚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温暖。

　　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在双方小心翼翼地试探后，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正式开启。

　　被判长刑期的唐格（化名）父母双亡，入狱后性格孤僻，几乎不开口说话。为此，民警王在根多次耐心找他谈话。第一次看见民警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和自己面对面交流，唐格向来冷漠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后来，王在根给他设置了一个沙盘游戏，内容是模拟给父母操办丧事。“让他尽了这个孝道，心中的结才能打开。”

　　沙盘设置好后，王在根让唐格做个简单的讲解，刚一张口，他就泪如雨下，哭了整整40分钟后，王在根松了一口气：“有效果了。”

　　后来，唐格和民警袒露心声：他因为没有送父母最后一程，始终没法原谅自己，很感谢有人愿意走近他，关心他。

　　“零距离”教育理念下，九监区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心理疏导、药物治疗、人性管理、公正执法”为一体的患艾滋病罪犯教育改造新模式。“他们刑满总要回去，如果我们的教育达不到效果，他们依旧会影响社会。要让‘感染到我为止’的理念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叶邦慧说。

　　不仅挽救罪犯，也拯救家庭

　　当被问起职业生涯中哪件事情最让李永剑印象深刻，他回答记者的是一个拥抱。

　　感染艾滋病超过十年，阿杰（化名）得知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唯一的心愿是想“落叶归根”，回到老家四川，于是向监区申请了保外就医。

　　“当我没这个儿子。”民警在联系他家人时，阿杰的父亲拒绝得很干脆。李永剑没放弃，通过社区、司法部门找到他在成都的母亲，辗转联系中，李永剑察觉到这位母亲的刻意回避。“后来我说，我带了你儿子的视频和亲笔信，你看一眼就好，了结他的心愿。”

　　终于，在一个约定的地点，李永剑见到了这位母亲。“50多岁的年纪，异常苍老，看着像70多岁。”隔着屏幕，这位儿子表达了自己的忏悔：“这么多年，不求原谅，只求落叶归根，能见你们最后一面。”

　　看到一半，这位母亲突然大哭，“哪有母亲不想孩子的？他被抓的那天，说自己想出去打工，我还专程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没想到他是去贩毒啊……”哭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让他回来吧。”母亲最后缓缓地说道。

　　送她到地铁口的时候，阿杰母亲突然转过来，“警官，我能不能抱一下你？”李永剑刚开始觉得诧异，“你跟我儿子长期在一起，我抱过你，就相当于抱过我儿子了。”

　　“这件事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把他母亲‘救’回来了。”李永剑说，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做的不仅是拯救罪犯，还有挽救这些罪犯身后破碎的家庭。

　　家人，是艾滋病犯生命接力中的重要一棒，但能被家庭接纳的病犯是极少数。在李永剑的观察中，大部分艾滋病犯的家里都不知道他们患病的事实，甚至很多人从入狱起就被亲人断绝了关系。

　　为了延续这份“接力”，九监区民警不断在寻找一个支点，撑起罪犯们“生”的信念——进行大走访，跨越12个省份为罪犯系上亲情纽带；组建“十一指”乐队，鼓励罪犯唱出对家人的心声；开展心理辅导，用真心融化他们内心的思念……这堵“隐秘”的高墙内，有光照进了。

　　前段日子，李永剑接到一通从四川打来的电话。“李大，我当爸爸了，孩子很健康！”因寻衅滋事被判10年的艾滋病罪犯，回归社会后不仅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还顺利结婚生子。

　　“我太开心了，只要他们能在社会上平安生活，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没白做。”李永剑笑着说。

　　记者手记：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艾滋病监区，说实话，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但当我参观了画室、乐队训练室，欣赏过那些充满活力的画作和悠扬悦耳的演奏后，一开始的不安和紧张，好像减少了几分。面对一名罪犯递上的画，我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以至于陪同的民警都有些诧异：你不害怕吗？

　　按说，我应该害怕的，毕竟，“艾滋病”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可我想了想，嗯，你们都不怕，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采访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在这里，生命是平等的。除了执法者的身份，民警对待这些罪犯，更像是老师和家长。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是他们勇于、甘于成为这片生命荒原守护者的原动力。在探索艾滋病罪犯的管理与教育上，浙江无疑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九监区的坚守者常年默默无闻的付出。

　　在九监区后面的菜地旁，民警告诉我，花苗种子已经发给了每一位罪犯，等到明年夏天，这片菜地上会开满向日葵。一想到那一片追逐光明的金色即将绽放，我的心里也莫名燃起了某种希望。

　　“艾滋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害怕，或许正是源于这样的理念。

　　在这里，虽有“艾”，却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