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仲琴

　　6年前在工地打工意外摔成骨伤，公司只赔了几千元医药费。因为超龄用工，工伤申请难以认定。一张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医疗诊断证明、一串工资转账证明，66岁的老贾一攥就是5年。

　　骨伤成了“心病”，“银发打工人”的权益怎么保护？不久前，嘉善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监督案件，不仅老贾拿到了补偿，全省3万余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因此受到保障。

　　“为什么不是工伤？”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8年3月。年满60周岁的老贾因没有退休金生活拮据，想外出打工赚点养老钱。他从几百公里外的江苏盐城来到浙江，在某建设工地上从事杂工，按月领取工资。

　　可才干了半年，老贾就在工作期间不慎摔伤，导致左胸多发性肋骨骨折。因老贾属于超龄用工，公司以双方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为由，仅赔付了几千元的医药费，便不再理会老贾。

　　“我这难道不是工伤吗？”老贾带着疑问找到相关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他提交了某建设公司按月向其发放工资的证明、医疗诊断证明等材料，但因老贾已到退休年龄，且无法提供工伤保险参保证明，人社部门以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要求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公司没帮我买工伤保险，出了事故他们又不赔，这公平吗？”老贾不能理解，于是又在2020年3月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2020年6月，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为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合法有据，驳回了老贾的诉讼请求。

　　两年维权路，老贾仿佛撞上了一面“空气墙”，不仅耗费不少诉讼成本，也让自己身心俱疲，最后不得不落寞返乡。

　　申请监督迎来希望

　　转眼过去三年。2023年，最高检持续巩固深化“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聚焦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权益保护。老贾从新闻上了解到相关信息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嘉善县检察院提交了监督申请。

　　检察官调查发现，建设工程项目由于人员流动大，根据法律规定，应由建设单位按项目强制性参加工伤保险。也就是说，即便老贾是超龄用工，若建设单位按规定给项目参保，老贾就可以享受工伤保险。由于某建设公司未履行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强制性义务，不利后果却要老贾来承受，显然有失公平。2023年11月27日，嘉善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很快，法院采纳检察建议，裁定再审。

　　考虑到按照常规审理、开庭、改判、工伤重新认定、赔付等流程，老贾的事可能又要拖上一年半载，不仅耗时耗力，也不利于双方矛盾的有效化解。

　　于是，检察官引导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2023年12月26日，一场案件协商会在嘉善检察院召开，法院、交通、人社等部门共同参与化解纠纷。经过努力，某建设公司与老贾签下和解协议，按照工伤标准，约3万元补偿金全额补偿到位。

　　3万余名“老贾”同获保护

　　老贾的案件，映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建设工程项目工伤参保不到位，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

　　老贾这样的情况普遍吗？建设工程项目的强制性参保义务履行有没有到位？案件办结后，嘉善县检察院又将“数字检察”思维运用到办案中，搭建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检察官进一步发现，在嘉善县域内，还有3个在建工程存在劳动者未参保工伤保险的情况。检察机关当即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建设项目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为1200余名劳动者兜牢了安全“保障网”。

　　2024年6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又在此模型基础上，部署开展全省专项监督活动，督促整改建设工程项目400余个，征缴工伤保险保费210余万元，落实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3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