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原广州增城市委书记朱泽君及其兄妹先后介绍了3个工程包工头，广州市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秘书长蒋志恒声称“因害怕领导打击报复而被动屈从”，收受了905万元贿赂款是包工头送来的“感情费”。7月1日，蒋志恒在广州市中院受审时失声痛哭，请求法院轻判。

　　很多贪官的忏悔，一开头必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轮到蒋志恒，说“自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还是走不出“忏悔八股文”那一套，这越来越叫人看不懂。有些贪官的“忏悔”，究竟是真忏悔，还是“人云亦云”，以痛说“苦难史”博同情？

　　贪官的忏悔中，关于腐败的理由，也一个比一个荒唐。前几年，把腐败原因归咎于“老婆不好”的比较多，而现在，“不收钱得罪人”的腐败理由比较流行。有的说，大家都在收，我不收就不好混；有的贪官还把“收”的理由讲得“高大上”：不收会伤了投资商的心，会影响到当地招商引资，因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我就会成为罪人……跟这些荒唐的理由相比，蒋志恒的理由似乎有些令人同情：因害怕领导打击报复而被动屈从。你看他，多么可怜，当初面对包工头送来的钞票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腐败，要么得罪领导、面临报复。不收赃款都要大祸临头，还有人比这种当官的混得更惨的吗？

　　很多贪官的忏悔都很荒唐。但值得关注的，不是贪官的荒唐忏悔，而是有关方面和一些媒体，很拿那些荒唐忏悔当回事，视之为警示教育材料。贪腐的原因，确实需要认真研究。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应该重点讨论问题的本质，表象的、枝节的东西上投入精力太多，就是研究的浪费。有些贪官五花八门的说法，基本都不值一论，甚至叫人怀疑，有些“贪腐理由”，是不是某些贪官的应景之作——为赋新词强说愁？

　　“怕得罪领导”，所以腐败了，可是，怕领导，难道就不怕法律？如果蒋志恒知道今天这种结局，他会不会宁愿辞官而去——再无“得罪领导”之忧，也不会收赃钱呢？其实，当初他肯定相信，法律找他麻烦的概率比较低，如果在他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认知中，是“伸手必被擒”，即便领导会整他，他也未必甘冒“被擒”的风险去伸手。

　　说到底，贪污受贿的真实理由再简单不过，就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一是与生俱来的贪欲，二是权力不受约束。而要减少和杜绝贪腐，唯有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监督体制与机制，舍此很难实现有效防腐。

　　千万不要被贪官们荒唐的腐败理由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