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关耳　张茹颖　许宏娇　刘竹柯君

　　时间：

　　1月24日

　　地点：

　　宁海法院

　　前不久，离职近两年的姚先生收到了原公司客户单位的一纸诉状，“我当时也只是一个普通职工，怎么成了被告？”姚先生细细看了诉讼材料，才发现原来这源于他以前工作时的一个“习惯”。

　　31岁的姚先生曾是某国际贸易公司的职工，公司有业务所需时，姚先生会将自己的个人银行卡“借”给公司用于收取和支付业务往来款。2016年12月，姚先生离职后，这张银行也就废弃不用了。

　　这次起诉的宁波某公司与某国际贸易公司有过一些业务往来，也曾经通过姚先生的银行卡汇款。宁波某公司称，2016年6月，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向姚先生的银行卡汇款669万元。当天，宁波某公司就向姚先生催还，姚先生也通过其他账户归还了部分款项，但仍有200万元一直拖欠着。宁波某公司表示，与某国际贸易公司没有针对这笔款项的业务往来凭据，只有转账的银行记录，所以姚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不当得利。

　　“两家公司一直存在业务往来，这笔款项应该是正常的交易汇款。”作为被告的姚先生感到很“委屈”，他表示，他的银行卡只是“借”给公司当做业务款项的“中转站”，他并没有实际获取这200万元。

　　庭审过程中，姚先生还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表明是某国际贸易公司委托他收取了宁波某公司669万元汇款，并将其中663.7万元于当日转至他人账户。而同一天，还有其他两家公司汇款469万到宁波某公司的关联企业。“这足以说明，这笔款项是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与我没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是对方公司操作失误汇错款项，当时就应该起诉，而不会等到2年后。”姚先生说。

　　庭后，承办法官联系了某国际贸易公司的负责人，对方也认可出具给姚先生的授权书，表示这669万元是双方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与姚先生个人无关。

　　由于宁波某公司没有提交更进一步的证据，宁海法院判决驳回了宁波某公司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