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许金妮 

　　夜晚，才是舟山最真实的样子。沈家门的夜排档传出热情的笙歌，跨海大桥亮起璀璨的灯光，水面上的船只放出点点渔火，繁华得令人炫目，恍惚之间，仿佛窥见这片“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有舟聚之盛况”的岛屿从古至今演变而来的样子。

　　“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王建富站在跨海大桥上，眺望整片岛屿。他微眯双眼，细细地品着，“舟山，这就是舟山，不会有比舟山更适合这个地方的名字了”。

　　今年53岁的王建富是舟山市地名服务中心的编审，也是全国地名专家，已扎根舟山30年，同地名打了一辈子交道。

　　7月15日，民政部发布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其中包括修订《地名管理条例》。此前，多地出台“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通知。一时间，有关地名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地名文化，确实该引起大家的关注了。”迎着海风，王建富严肃地说。

　　地名是乡愁的根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可如果家乡的名字都被改得面目全非，那还是记忆中魂牵梦萦的故土吗？

　　从业不久，王建富就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帮助去台老兵寻访家乡地址。那时，大陆和台湾刚刚实现通邮，曾经被浅浅的海峡锁住了乡愁的老兵们急于与亲人恢复联络。但由于离开太久，家乡在老兵们的脑袋里只剩下模糊的记忆和地名的方言发音。代写书信的人只好在地址栏写上模糊的音译地名，这自然出现很多偏差，大量无法投递的家书被送到了地名机构。王建富承担起了“破译任务”，他通过查考文献、谐音分析、逻辑推理等类似破案的方法，帮助数十名老兵觅得返乡的线索。

　　一名四川籍老兵，曾经在舟山驻防过一段时间，和当地几名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上了年纪后，他越发怀念那段时光。于是，他找到舟山地名处，希望能帮他寻到一些线索。“但他的记忆很模糊了，只能画出一幅简易的地图，说出的当地地名中似乎有类似‘西村’的发音。”

　　王建富就从这些线索入手，发现舟山白泉镇“舒家”的方言和“西村”接近，最后在白泉镇舒家附近，找到了些许地图上的痕迹。台湾老兵听闻，兴冲冲地赶到舟山白泉，一看，这地方已经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

　　王建富又陪着他走村入户。恰好，村里一名70多岁的老人说起了当年事，老人记忆惊人，居然说出了当年驻防在此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部分士官的姓名，其中就有这名台湾老兵！年少时相识，时隔半世纪后，花甲之年重逢。这份一直停留在原地的乡愁情怀，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后显得弥足珍贵。两名老人握着手，眼里因激动而泛出泪光。

　　变味的“取名风尚”

　　“你知道李调元嘛？”王建富突然问，随后解释道，“清代的大才子，是四川某个镇上的人，现在这个镇就叫做‘调元镇’，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单薄吗？”

　　王建富说的“调元镇”，原先叫“文星镇”，因为镇上除了李调元这个大才子，还出过很多状元。为吸引游客，几年前，当地改名为“调元镇”，这一改名，几乎抹杀了该镇丰富的文化内涵，当地群众甚至调侃说：“出过这么多文曲星的‘文星镇’，现在只剩下光秃秃的李调元了。”

　　“这就是地名文化的内涵，也许几年后，这个出过那么多状元的小镇真得只留下李调元这一个人了。”谈起这个，王建富神情惆怅。

　　近几年，很多房地产商为博眼球，在向政府部门送审或报备规范住宅区、建筑名称的同时，另取了以“大”“洋”“怪”为特征的名字。对此，王建富深感忧心。

　　“满街的苏黎世小镇、阿拉丁花园。建筑变了，连地名也变了，还会有人记得现在这些充满‘洋味儿’的地方曾有过怎样的风景、出过怎样的人吗？”

　　王建富就碰过这么一件事。几年前，某开发商来登记地名，所用的名字中竟包含“首府”二字。而“首府”在中文中，通常是指地方政府的行政中心，是一种地理上的概念。房地产用“首府”二字明显不妥。于是，王建富和地名管理人员一起帮着取了另外一个名字“白鹭湾”——该楼盘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每到季节，会有很多白鹭飞来戏水，“白鹭湾”这个名字正好体现了这块地方的特征。

　　但最终，开发商还是嫌这个名字不够“大气”，在宣传上仍然使用了“xx首府”这一名字。

　　“地名应该体现一个地方的特色，现在很多地方热衷于使用‘大’‘洋’‘怪’的名字，真的会让人有种不知身在何方的感觉。”这个研究了一辈子地名的专家，对现有的“取名风尚”深感无奈。

　　出现了好的苗头

　　王建富的办公桌上，摊放着七八本书籍资料，有地图册、史书，还有语言资料。每本书上都夹了书签、做了笔记。除了吃饭睡觉，最近王建富每天都在做一件事——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词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志》浙江分卷。这是民政部布置下来的任务，有关浙江的这部分，几乎都要王建富一个人完成。此前，他还编撰过两大本《中国地名志》，出过一系列有关舟山地名的书籍。

　　作为一名地名专家，王建富名副其实，但他却说：“如果不是因为太少人做这件事，我绝对不会成为一名专家。”

　　1986年，我国《地名管理条例》颁布实施；1996年，民政部制定了《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7年，我国启动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尽管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我国地名文化的保护工作仍有待加强。除了乱改名、乱命名外，社会对地名文化的重视和了解程度还远远不够，“同样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在许多大学均有开设课程，但地名文化却一直受到冷落”。

　　不过，令人开心的是，近些年地名文化的保护工作有了好转的趋势。去年10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抛出了一个关于地名用字研究的课题，并最终被四川外国语大学拿走。此外，西北师范大学等数所高校也陆续成立了地名研究中心。

　　“整个社会对地名文化的重视，出现了好的苗头。”最近，王建富还抽空做另外一件事——以专家身份参与《中国地名大会》筹备工作。

　　“嘉兴古称嘉禾，以‘野生稻自生，以为祥瑞’得名。《越绝书》记载：越人谓盐曰‘余’，浙江大量与‘余’有关的地名，记录了其盐业发展的历史。”站在舟山港岛大桥上，王建富细数着那些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地名，“希望节目播出后，地名文化能够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引起大家的重视。”此刻，他的内心是诗意的，也是充满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