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玲飞

　　在中国思想史上，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广泛的阅读与深入实地的调查，让顾炎武具备了博洽深邃的学识。顾炎武一生撰著丰富，留下了《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及《顾亭林诗文集》等。尤其是《日知录》，顾炎武耗费大半生精力撰成，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日知录》是顾炎武的读书笔记，学有所得，随时札录，篇幅不拘长短，内容丰富，并有他的独到思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的。每个普通人都与国家、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每个普通人都应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做出贡献，这种深沉的责任意识，在后世不断为人提起，已融入到我们的文化血脉中。

　　《日知录》中有不少涉及廉洁文化的内容。古人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炎武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礼、义、廉、耻缺一不可，四者之中，他尤其重视耻。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中，顾炎武说：“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一个人没有羞耻之心，视贪得无厌为正常，则廉与之远矣。

　　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中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为官者当以何为耻？在顾炎武看来，为官者不能以粗衣淡饭为耻，而要以不能恩泽百姓为耻。

　　顾炎武认为既然选择了做官，就应当知廉耻、存戒惧、守底线，要重视以上率下。诸葛亮在生命最后一刻，向后主刘禅自报家财、交代后事，“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诸葛亮的这段话，告诫为官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学习诸葛亮甘守淡泊、清正廉洁的品质。

　　顾炎武对贪官污吏痛心疾首，主张依法严惩贪污腐败。他在《日知录》中提到了范仲淹：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着手吏治改革，他根据政绩、才能和品德，将不称职者的名字从花名册划掉，同僚在一旁劝止，您这一笔把名字勾掉容易得很，但是这一笔会使一家人痛哭！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一家哭与一路哭哪个更好？清除一个贪官污吏，只是一个家庭在哭泣；不清除会有一方百姓要哭泣。

　　顾炎武认为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应当做到崇俭抑奢。顾炎武平生注重节俭节制，并且以此训导亲朋好友。他在《与李中孚书》中说自己“南归尚未可期”，竟是因为“过江而南，费须五倍”。在北游期间，顾炎武通过垦荒、养殖、买卖田产积攒千金，但获取的钱财也仅供饮食、抄书、刻书、印书所用，绝不铺张浪费。

　　顾炎武认为君子厉行节俭，才能教化人心。在《日知录》卷十三《俭约》中，顾炎武列举了汉代的许劭、北齐的李德林等人以廉节励、改良社会风气的生动案例。唐代名相杨绾，品性坚贞廉洁，车舆服饰俭约朴素。御史中丞崔宽家财万贯，史料记载“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但在杨绾的影响下，崔宽由奢入俭，下令拆毁别墅华屋。还有京兆尹黎干，日常出入原有百余人跟随，后来主动摒弃骄奢淫逸，只留十骑。

　　这让顾炎武意识到为人立世要做到“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以自己为出发点，一层一层扩展出去，由小家至大家，才能久久为功。

　　（文章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