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3岁的余绵恒是个土生土长的千岛湖农民，在当地有着“食用菌大王”的美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先后担任过村里的调解委员和调解主任。“调解工作做好了，村干部就能集中精力搞经济了。”就是本着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信念，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3年前，他通过了层层筛选，成了淳安县法院汾口镇法庭的人民陪审员。在陪审一个案件40元的补贴和上万元的大宗生意之间，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为的就是肩上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结缘调解二十年

      转型做了陪审员

      和调解工作结缘，已经是1983年的事情了。当时，28岁的我，是镇上供销社菌种厂的厂长。那年村里选举，我高票当选了村委会委员。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在当时，也算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年轻人，于是我成了村里的调解委员。后来的几年里，我就一边打理着工厂，一边干着调解。

      农村里，调解的都是鸡零狗碎的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老调解主任的一句话我始终铭记，他说，别看我们干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情，但是调解工作做好了，村干部就能集中精力搞经济了。后来，我自己当上了调解主任，一想起老主任的话，我肩头就感到沉甸甸的。

      刚当上调解主任，也有村民对我这个“新人”不买账。一次，我和一个调解委员上门调解一起纠纷，一进门就被泼了一盆冷水。那个当事人是村支书的亲戚，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调解主任算个什么，叫村支书来跟我说话。

      我不气也不恼，只是板着脸孔告诉他：这个事情归我管，就是我说了算；我决不偏袒谁，谁有道理我帮谁；调解委员会盖了章的调解协议，上了法庭都是有效的。

      或许是被我的样子震住了，当事人的态度马上软了下来。这时，同来的调解委员趁热打铁唱起了“白脸”。偶尔搭档唱唱“红白脸”，也算是调解工作的一个技巧。但关键是靠有理撑腰，讲法理、讲情理、讲道理。

      1994年，我在全国的食用菌会议上结识了两位专家。后来，在他们的引荐下，我获得了到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大学进修的宝贵机会。两年后，我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拥有大专学历的农民。从初中学历来了个三级跳，我想，这下可以在食用菌培育上更有一点作为了。不曾想，这一纸文凭，会在十年之后给我带来全新的机会。

      2005年初，县里选拔了16人作为人民陪审员的考察对象，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大学学历，我有幸排进了这支队伍。

      考察对象要到杭州去培训，还要考试。听到这个消息，我慌了，另外的候选人要么是在机关上班，要么是正规大学毕业，和他们比起来，自己的底子太差了，一旦没考上会给县里丢脸。后来，还是老婆使了“激将法”，我才稍微有了点底气。

      大概是运气好吧，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光荣地成了一名人民陪审员。

      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坐在法庭上，那一刻到今天都还在眼前。当时开庭的是个什么案子我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自己整个身子紧绷着，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庭审过程其实很简单，但我却觉得时间特别长。

      当时，担任审判长的法官看出了我的拘谨，开庭结束之后，还特地跑到我面前给我壮胆。50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一样频频点头，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难为情。

      三年陪审有心得

      亲切耐心是法宝

      3年的陪审，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基层法院的陪审员，除了公正之外，亲切、耐心是最重要的。因为基层法院面对百姓，很多时候是靠法律来解决矛盾，让乡邻之间、亲友之间更和谐。所以，面对每一个当事人，我都要求自己耐心、亲切。

      200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法庭开庭审理了一起离婚案。开庭时间还没到，原告在她两个妹妹的陪同下先来了。她说话咬牙切齿，只说自己一定要离婚。而随后来到的被告亲属们，也认为和好无望。开庭不久，双方就“枪对枪、棍对棍”，看不到一点回旋余地，法官只好将他们暂时分开到两个房间。

      此时我想，当事人都在气头上，如果一本正经地说理，未必会有理想的效果。于是，我开始用方言和他们拉起家常，气氛很快缓和了。通过一番接触，我了解到原、被告感情之所以会出现危机，是因为被告与原告父母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被告是上门女婿，结婚后一直没挣到什么钱，于是女方父母有了埋怨。

      针对这个情况，我认为做好原告父母的工作是关键。也许是我的模样、说话让他们觉着信任，女方父母把家长里短诸多事情一古脑儿抖了出来，我就一个个帮着分析。常常是旧问题才解决，新问题又蹦了出来。那个下午，我就不停地在两个房间之间奔走。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调解，终于柳暗花明，原、被告重归于好。当听到这个结果时，原告的两个妹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送走了当事人回到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妻子煮好的饭菜早就凉了，可那顿饭，我吃得特别香。

      在农村，村民之间的纠纷，起因不少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外人看来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当事人往往会看得特别重要，俗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

      有天晚上，我受法庭委托到村里去调解一起相邻纠纷。没想到，还没等我开口，当事双方就动起了手。我冲上去制止，虽然事态平息了，但我的手上却划出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当事人立马不吵了，还都劝我到医院包扎一下。我告诉他们，我也是农民，受点小伤是常有的事。于是，把伤口简单处理了一下，我就开始调解。也不知怎的，这起原本让村干部觉得很棘手的纠纷，我却调解得特别顺利。说不定就是“意外受伤”帮了我。

      陪审不算经济账

      得罪亲戚也无悔

      虽然在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但我还是个地道的农民。1995年，我开始搞珍稀食用菌开发。如今，我开发的食用菌示范基地，年产值十几万元。

      由于这一特殊身份，许多人对我当陪审员的事很不理解。一些不太了解我的人认为我这是不务正业，是在作秀。也有一些熟悉我的人，说已经一把年纪可以在家安享晚年了，没必要再去做那么辛苦的陪审工作。对这些，我都是一笑置之。

      从当上陪审员至今，我先后参与了一百多起案件的审理。3年来，我已经完全把陪审工作当做自己事业的一部分，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从来没有迟到、缺席过一起庭审。

      当然，培育、销售食用菌都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陪审工作与我的主业难免会有冲突。然而，每次拿到法院的案件排期表，如果发现开庭时间跟工作有冲突，我都是优先保证开庭，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

      一次，一个外地客商不远千里慕名来到千岛湖，到我的食用菌基地洽谈业务。不巧的是，当天上午我要去陪审一起案件。于是我对他说，自己上午有事，希望能放到下午商谈。那个外地客商很生气，认为我没有诚意，一怒之下转身想走。可当他听到我的助手说，我是因为开庭陪审而要求延期洽谈，他马上停住了脚步，表示没有问题，下午就下午。事后，那个客商说，想不到你一个商人，却是古道热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如今，那位客商是我最大的客户之一。

      3年中，因为陪审推掉的业务并不在少数。陪审一次，我可以得到40块钱的补贴，但也常常耽误上万块钱的生意。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傻，但我的格言是：陪审不算经济账。

      做了廿多年调解工作，汾口镇认识我、称道我的人很多，但在亲戚朋友眼中，我有时并不受“欢迎”。

      有一次，一个亲戚因为一起人身损害纠纷想请我给予照顾，但被我委婉拒绝了。开庭当天，那个亲戚直接找到了主办法官，说他是我的亲戚，希望法官能够关照。这一幕恰巧被我看到，我当场就把那亲戚给骂了个狗血喷头。法院里很多人一向觉得我老余挺和气的，突然发起那么大的火，他们都惊呆了。

      原告当时也看到了，虽然知道我是被告的亲戚，但在开庭时明确表示不需要申请回避，因为信得过我。这件事之后，我去被告家拜年吃了闭门羹。但即使是这样，我到今天也没有为自己当时的态度感到后悔，认准了是对的，谁说也没用。

      当上人民陪审员，一直都是我的骄傲。虽然已经年过半百，身边其他的陪审员也已换了一茬，但我想，只要法庭需要我，我会一直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