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队长讲那 老底子的破案故事
那时,整个公安局只有一艘救火艇,治安股只有一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摩托。
那时,刑警勘查现场就靠一部照相机和一个勘查包,设备非常简陋。
那时,偷盗粮票的案件相对比较多,盗窃1000斤粮票的绝对算得上是一宗惊人的大案了。
一日三案,
全靠两只脚走
“过去破案,全靠我们两只脚走!”
说到破案,桐乡第一任刑侦队长周大耀眼睛一亮立刻来了精神。老人记忆力强、反应敏锐、说话快捷——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这位与案子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刑警风采不减当年。
记得30年前的一天上午,桐乡屠甸发生案件。周大耀和同事从桐乡梧桐镇乘客运轮船到达与海宁交界的屠甸王家木桥,上岸后在轮船码头的一家小店内,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称羔羊、洲泉两地发案。但到那里的轮船要下午1点多钟才有,在处理完屠甸的案子后,周大耀决定走到羔羊。然而,路上走得急,周大耀阑尾炎发作,他捂着肚子去卫生院打青霉素。因为考虑到还要走到洲泉,他要求医生将青霉素的含量多打一倍。就这样,羔羊一案处理完毕,他又徒步十多公里,走到洲泉时已经日薄西山了。
那个时候,整个公安局只有一艘救火艇。周大耀所在的治安股只有一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摩托。
刑侦队,
也是改革的产物
“其实,‘刑侦队’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周大耀早年在湖州长兴半山铁矿任保卫干事,1963年3月到桐乡参加公安工作。他说,以前公安局只有一个治安股,户籍、消防、治安、刑侦、交通等,样样都管,是个大杂烩。1978年底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刑侦队应运而生,刑侦工作于1980年从治安股分离出来,刑侦队成了一个专司刑事侦查的职能部门。那年,已经48岁的周大耀挑起了桐乡第一任刑侦队队长的重任,以至于他后来有幸成为桐乡唯一的一名正局级侦查员。
当时的桐乡,是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刑侦队刚组建时,全队只有七八个人。之前,一般案件由派出所上报,局长审批立案,自1983年开始,是否立案改由刑侦队“说了算”。全县每年立案在300起左右,大案在50起上下。不过,那时的立案标准与现在大不相同,譬如说15元钱,如今有的人可能会不屑一顾,但在那时,谁家遭贼偷掉这个数目,已经够得上立案标准了。同样,哪户农家被偷一只羊或是两只小猪,也算是较大的盗窃案了。在那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粮票成了千家万户的“宝贝”,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浙江粮票是1.5元/斤、全国粮票2元/斤。因而,偷盗粮票的案件相对比较多,盗窃1000斤粮票的绝对算得上是一宗惊人的大案了。
破大案,
要走群众路线
除了偷盗案件之外,那时候拦路抢劫、强奸案件比现在要多。但那时,刑警勘查现场就靠一部照相机和一个勘查包,设备非常简陋,更谈不上什么DNA鉴定了。然而,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群众配合公安机关工作的积极性很高。所以,只要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再难的案件也不怕破不了。
虎啸乡曾有一段时间接连发生了4起拦路抢劫案件。刑侦队赶赴案发现场,均没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这4起案件在当时影响很大,闹得人心惶惶,案子破不了,办案人员的心头都压上了一块巨石似的,心情沉重、茶饭不香。然而,刑侦队的人并没气馁,在进一步的走访中,当地一名农妇给办案人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使得该案峰回路转,劫匪很快落入法网。
1982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濮院丝厂发生一起强奸案,一名周六晚上没有回家的青年女工在宿舍内遭人入室强暴。案发后,周大耀他们立即与厂保卫科取得联系,一起制定调查工作方案,同时,要求全厂职工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星期六和星期天离开厂里的必须办理相关请假手续。这时,一名职工向保卫科反映情况,他听厂里一位男青年说,这个礼拜天他要回杭州去,问他回杭州有什么事情,他说也没什么事。就是这条信息,使这起轰动一时的恶性强奸案得以顺利告破:那个要回杭州的男青年经受害女工辨认,就是深夜强暴她的“色狼”。
夜餐费,
一碗阳春面
说来也许让人不信,那时深夜办案归来饥肠辘辘,想吃碗面条却找不到店家。夜餐费是一碗阳春面的价格,从先前的1角,后来增加到2角、5角。“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工作干劲都非常高。”周大耀不无自豪地说。
生活待遇与现在是没法比的,政治上的待遇也同样不可比。如今哪个专案组破了大案要案,有嘉奖有记功,过去连表扬都很少的。
他清楚地记得,1984年石门西市梢河里浮起一具男尸,经侦查是一起抢劫杀人案;1990年炉头翔厚村杀掉两个人,另一人经抢救保住了性命,是一起由村上人入室盗窃被户主发现而转化为杀人案的。巧的是,这两起相隔6年的命案,都是经过了5天5夜的艰苦侦查得以破获的。因为刑侦队人手不够,从各个派出所抽调力量增援,大家都是熬红了眼没日没夜拼了命地干,直到凶手被擒。石门杀人案破获后,正当民警将凶手押回桐乡的途中,濮院又发生了拦路抢劫案。这时,派出所抽来的同志都回所里了,刑侦队的人又全部冲到了案发现场,因为队里缺人手根本没有轮休时间。
“快是打击刑事犯罪的制高点!”周大耀神情严峻,坚定地说。过去到灵安(现在的凤鸣街道)我们要走一个多小时,如今警车一叫七八分钟就到了。真是今非昔比啊,30年的巨变简直让人无法想像!说到这,老队长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周维新/文 赵文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