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别邀请了浙江省检察院检察技术处文检视听科科长袁周梦，用他从业26年来亲身实践的办案故事，为大家上一堂生动的破解课。

　　一纸借条，两层笔迹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当这张白纸黑字的借条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图一）。

　　2006年，浦江人张生木起诉同乡吴光禄，要求他归还借款本息60400元。庭审中，张生木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有吴署名的借条。借条的字迹和吴的笔迹相似，法院判处吴光禄如数归还欠款及利息。

　　可是，吴光禄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借条是他所写，便向检察院提出申诉。于是，这张真假难辨的借条辗转来到了我的手中。我知道，这又是一起“鉴定结果定乾坤”的案件。

　　到底谁在说谎？带着这个疑问，我找到吴光禄在2001年和2002年写的两份借条，又让他现场写下签名，作为实验材料。有了这些样本，我就可以进行笔迹比对了。

　　经过仔细比对，我发现张生木提供的借条上的文字，虽然和吴光禄的笔迹相似，但仍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光”字的头部写法很不相同，“禄”字最后一笔的起笔方向完全不同等等（图二、图三）。

　　我们常说，字如其人。不同的书写习惯导致每个人的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就算模仿得再像，也会有漏洞。此时，我对案情的判断基本有了方向，可是缺乏更有力的证据，能否发现漏洞就成了破案关键。

　　拿起放大镜，我认真观察借条上的每一个细节。这时，我发现有些字的周围有蓝色的痕迹（图四箭头所示）。黑笔写的借条怎么会出现蓝色墨迹呢？再仔细看，我发现黑色的字迹下有一层细细的笔迹，似乎写过两遍。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我把借条拿到红外文件仪下做检验。通过仪器，黑色墨迹褪下去，蓝色圆珠笔书写的痕迹越加明显。这个结果让我兴奋不已（图五）。

　　接下来，就借款当日的细节，我当面问了张生木12个问题。回答中，他明确表示借条只书写过一遍，这与我的鉴定结果正好完全相反，足以证明他在说谎！在充分的证据面前，张生木不得不承认自己伪造借条。如此，这张伪造的借条反倒成了他虚假诉讼的有力证据。

　　一张红纸，救下一命

　　2006年10月25日晚，贵州人黄某和朋友在杭州江干区某网吧上网。准备离开时，他们发现网吧管理员睡着了。于是两人动起了邪念，用电线勒死了网管，抢走了收银台里的380元现金。没多久，黄某落网。

　　黄某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88年10月23日。如此算来，他犯罪时刚好18岁零两天。2007年，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黄某死刑。

　　就在此时，远在贵州的黄某父母发出了一个重要的声音：“儿子身份证上的生日是农历的，犯罪当天他其实还没有满18岁！”《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黄某提出了上诉。

　　为了查出黄某的真实年龄，案件承办人赴贵州从黄某的母亲处调取了一本“命簿”（图六）。黄某是布依族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份“命簿”，用来记载家人的出生信息。这是一本红色小册子，皱皱的，颇有年代感，上面记载了黄某全家每个人的生辰八字。根据“命簿”上的时间推算，黄某作案时确实未满18岁。 

　　然而，这份“命簿”的真伪，成了法院是否改判的关键，关系到黄某的生死。看着工作台前陈旧的红色纸片，我不敢有丝毫马虎。

　　仔细检查后，我发现这份“命簿”是由一张约23cm×40cm的不规则土制红色染纸，经多次折叠装订而成。通过比对可以发现，“命簿”各页底边痕迹吻合，而且页面间的折痕和霉斑均存在对应关系。此外，纸上记载的每个家庭成员的天干地支、公历农历关系，经计算都准确无误。

　　通过这些分析，我可以确定，这份“命簿”不是近年制成的。这个鉴定结论，为黄某带来了一次重生的机会。二审中，省高院采纳了我的检验意见，改判黄某为无期徒刑。

　　一串点圈，印证时间

　　1999年，永康计经委对其下属一家公司进行机构改革，要收回部分经营场地。然而，计经委发现，该公司在没有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将经营场地租赁给公司职工李某经营，为期6年，并签订了两页纸的合同。计经委怀疑，这份合同是公司听到改革的风声后伪造的，写有租赁时间的合同第一页可能被替换了，把原来较短的租期改成了较长租期，以此获得更大利益。

　　租赁合同就在我手上。我将前后两页的合同进行仔细对比，发现两页纸上的字体、页边距和行间距等特点都完全一致，没有文件被替换的依据。

　　我习惯性地拿起放大镜。此时，合同字迹上的几个小黑点、小圆圈痕迹，引起了我的注意（图七）。这些痕迹意味着什么？带着疑问，我把两页合同上所有类似的痕迹一一用线连接起来。此时，奇迹出现了。在把第一页水平裁剪移动后，两页的痕迹连线所勾勒出的几何图形完全一样（图八）！

　　经验告诉我，这些点圈状痕迹是复印机上的感光鼓被击穿而在复印文件上留下的。两页痕迹形态相同，位置、距离一致，横向位置稳定不变，这恰好说明两页文件是在同一时间由同一台复印机复印的。

　　有了重大发现，却对案情毫无帮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突破的方向。如果两页合同是同一时间生成的，那么这个时间真的是合同的落款时间1999年4月18日吗？为了还原真相，我来到永康，找到了经常复印该公司文件的一家文印店，该店还承接周边很多单位的复印业务。

　　一番周折后，我联系上了该文印店其中一家业务单位，从该单位调取了1999年全年的复印文件，作为样本。果然，这些资料上都有感光鼓击穿所留下的点圈痕迹，其形状始终保持不变，而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这说明，感光鼓在日积月累中损坏程度逐渐加深。

　　通过对比，我发现当年4月份复印的样本，其痕迹要比合同上的小，而10月份复印的样本，反而与合同上的痕迹形态最为接近（图九）。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形成时间应该在10月份，而不是落款所写的4月份。

　　面对确凿的证据，李某很快承认了造假的事实。原来，他在当年9月得知机构改革的消息后，便伪造了这份“半年前”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