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妇女维权与法律援助公益活动现场。来寻求帮助的妇女同胞们笑着说，他们喜欢这个温文尔雅的何律师，一个大男人不仅乐意听她们叨叨，而且能从男性的角度帮她们分析家庭问题。

　　12月21日，在他的律所里再见到他时，我才知道，他自己也是位残疾人！而且他在新开业的律所的章程里写下了这么一条：“本所特别为残疾人提供便捷、有效的法律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冬日的杭州下沙寒风凛冽，但室内被阳光照得很温暖。我静静地倾听着何肖龙的故事。

　　从小的梦想———匡扶正义

　　我出生在江山的一个农村，家徒四壁，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打过补丁的。听妈妈说，我在100天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让原本就很穷的家里雪上加霜。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在吃药打针。但是改变不了的是，我左腿的肌肉、皮下脂肪、肌腱和骨骼还是发生了萎缩。也因此，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一些，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我不能到处跑跳，只能躲在家里看父亲给我买的《绍兴师爷的故事》。但也正是这些伸张正义、惩奸除恶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长大了的梦想是什么呢？关键是要能除暴安良。

　　读高一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当地政府有个公益活动，由政府出钱为我的左腿做矫正手术，主治医生来自新加坡。医生将我左小腿的骨头截断再做拉伸，以延长左腿的长度。在动完手术的第二年，我拄着拐杖重新回到学校读高二。虽然与班里的同学刚认识，但是团支书和班长每天热心地替我蒸饭、打菜；同寝室的同学还帮我洗衣服。

　　人要学会感恩。政府和同学对我的好，我都深深记着。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回馈社会。

　　高中毕业，我顺利考入杭州大学法律系。我清晰地记得，一走进校园，就在教学楼前看到了一个大横幅：欢迎你，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多么神圣的工作啊，以后我会是这其中的一员。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第一封信：我终于走上了律师路

　　1997年我大学毕业，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因为是残疾人，我无法加入到法官、检察官的公务员队伍中。做一名好律师，这是我毕业时的信念。

　　第一年律考，没有通过，我回到衢州，在一家律所当律师助理。那个时候既要准备第二年的律考，还要挣钱养活自己，从心理到体力都是一种透支。

　　因为刚出道没有案源，我只能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到很偏远的地方接些小案子。那时从市区到村庄都没有直通车，我只能先坐车到镇上，从镇上到村里当事人家中又得走上五六里路。这段路程对于平常人而言不算长，但是对于我的左腿却是一种负担，每走一步都是钻心地痛。

　　2000年，我通过了律考。第二年，我与普通人一起通过了岗前培训。当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拿到律师执业证时，唯独我被告知，我的人事材料不齐，执业证办不出来。可是我所有的人事材料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起就放进了人才市场，怎么会不齐呢？

　　于是，年轻气盛的我直接给当时的省司法厅厅长写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两个月后，我接到了杭州来的电话，让我到省司法厅律管处领取律师执业证。

　　捧着这张来之不易的律师执业证，我有了一个信念：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残疾朋友做些事情。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不易，我懂。

　　第二封信：我与更多残疾人牵起了手

　　2005年，我来到杭州，应聘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将自己安顿下来后，便先后给省残联、杭州市残联各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希望能有机会在法律上为残疾人提供一些帮助。

　　省、市残联先后都给了我回复，我逐渐接触到更多的残疾人，了解他们的困难，并通过法律途径为他们提供帮助。

　　2007年，省残联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一直想帮助一名残疾人解决棘手的劳务纠纷案，但是案子拖了两年多了还是没有解决。两年前，湖州市一家企业的一名员工因个人原因导致精神残疾，被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是单位没有支付相应补偿。该员工的监护人就找残联帮忙要补偿款。可是当残联找到这家企业时，企业以“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已经过了”为由，将他们拒之门外。

　　法律不外乎人情。虽然时效已过，但从情理上来说，这名残疾人在单位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临了补偿一些生活费也是理所应当的。正是出于这点考虑，我与残联的工作人员几次与企业及企业的主管部门交涉。终于，我们达成了协议，企业同意一次性补偿十多万元给她。但为了确保这些钱能进入残疾人本人的口袋，我们要求企业将补偿款打入残联的账户，由残联每月拨出固定的金额到这名残疾人的账上。

　　也许因为这次的成功，省残联对我多了一份信任与支持。2008年，省残联正式聘请我为法律顾问。

　　第三封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今年年初，我收到了来自老家一民营企业家朱文的一封邮件。信中他告诉我，他被商业合作企业诬蔑，连输了两场官司。但是他不服气，希望我能帮他打二审的官司。

　　朱文跟我一样也是残疾人，他因车祸失去右腿后，创办了江山市自强化工厂。2008年，他被一家原先的合作企业起诉到法院。该企业称在2007年7月，自强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杨某与其签订了购销协议一份，由自强化工厂向其购买价值17.945万元的货物。该企业要求自强化工厂支付货款及6万多元利息。但是朱文说，这份购销协议是伪造的。

　　一审朱文败诉，于是他向检察机关申诉，由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后，一审法院重审本案，但还是维持了原判。

　　接到这个案子后，我理解朱文这几年走得很难。一个残疾人自己做企业本身就很难，还要被官司牵绊着，实属不易。

　　我们的交流、探讨没有隔阂，都是残疾人，所以很多事情都能理解。达成默契后，我们找到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来鉴定这份购销协议的真伪。果然如朱文所说，这份材料是伪造的。有了这个充分的证据，我们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同时法院也查明杨某是在做伪证。

　　最终，二审我们胜诉了。在法官法槌落下的那一刻，我们两人抱在了一起。事后，法官还笑着跟我们说：很少看见律师和当事人都是残疾人的。虽然你们是残疾人，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辛苦，但我觉得收获很多，我证明了自己的业务能力，也有信心能为更多的残疾朋友找回他们应有的权益。

　　今后的梦想———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 

　　在我接触的这些残疾人中，很少有像朱文这样坚强地办起企业、生活相对富足的。他们大多数还是生活比较困难，一旦遇到困难，很难请得起律师。我萌生了自己办一家律所的想法。有了自己的律所，我就能更自由地来帮助他们。今年11月，我的浙江佐钊律师事务所成立了。如果是法律援助的案子，那么我完全是公益性地做；如果当事人家里经济困难，但又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那么我只会收取办案所需的成本费用。也正因此，律所虽小，却可以让广大残疾人朋友觉得温暖。

　　同时，在帮助女性残疾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妇女被家暴侵扰，她们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怀。我觉得自己有这个精力，就将帮助范围逐步扩大。我参加了杭州市妇联组织的妇女维权与法律援助活动，每周四去江干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做婚姻家庭导师。

　　后记： 

　　为残疾人打了那么多年官司，何肖龙深深地感受到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爱在逐年加强，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他们的权益。不过，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相关的实施细则，很难落到实处。 

　　他一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完善法规，让弱势群体能真正受益。 

　　他说，虽然自己的精力有限，但是他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让上帝缺少关爱的人能够感受到社会给予的更多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