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但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当时的修改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敏远：当时还没有公约意识。研究讨论过程中很少提到国际公约。即使有人提出，也没有任何反应，反对的没有，赞成的也没有，就像没听见一样。

　　主持人：刑诉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远：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比如羁押的司法审查等，但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主持人：以公约为底线是否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敏远：我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话题二“如实供述”有望去掉

　　主持人：哪些公约的规则可能会纳入这次刑诉法修改？

　　王敏远：据我所知，这次修改中对国际公约的很多内容是予以考虑的，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解决我国刑诉法的“如实供述”与公约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选择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兰达规则相似的沉默权，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主持人：我们会选择中策？

　　王敏远：有中策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当然，这也有现实基础。前些时间我去参观一些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有的已经不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说明有的侦查机关在破案中，审讯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把“撬开嘴巴”作为侦查的主要方式了。

　　主持人：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上，我们已经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远：去年“两院三部”颁布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比较彻底了，与《禁止酷刑公约》一致。公约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没有要求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对非法实物证据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绝对排除。当社会具备相应的条件时，通过修改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方式促进侦查机关改变破案方式。

　　话题三 并非因冤案才反对刑讯逼供 

　　主持人：改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句话，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王敏远：强迫自证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诉法也是不被允许的。刑讯逼供本来就是我们禁止的。

　　主持人：为何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王敏远：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

　　作为一种现象，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这和超期羁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审讯破案、靠口供找线索，这种侦查模式没有改变，是导致刑讯逼供存在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也有人说，刑讯逼供的确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远：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但并不是刑讯逼供一定会造成冤假错案。如果认为刑讯逼供一定导致冤假错案，那就是把侦查人员看成傻子或坏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方式。

　　话题四  审讯时律师在场可减少刑讯

　　主持人：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监督的问题，解决看守所监督和审讯时律师在场这两个问题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远：刑讯逼供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彻底解决。重要的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要停滞，更不应阻碍这个过程。

　　主持人：什么是阻碍这个过程？

　　王敏远：有一种观念认为，侦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职能部门没有个人的私利，是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发现、揭露、惩罚犯罪，所以强调程序公正、禁止刑讯逼供就把我的手脚捆住了，就难以办案了。这是错误的观念。

　　主持人：在刑诉法修改中应该如何操作？

　　王敏远：刑讯逼供原因很复杂，但法律上的对策没那么复杂，规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全程录音录像、审讯时律师在场等，再规定适当的法律后果就够了。

　　话题五  证人作证不公开是秘密审判 

　　主持人：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证人出庭很少。

　　王敏远：证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争议就得出庭。此外，特别的证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证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关键证人的证言决定人的生死，人命关天，就算没有争议，也必须要出庭。办案警察和鉴定人要出庭，因为警察的办案过程对发现真相有很大影响，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审讯的。

　　主持人：有的案件在审理中，证人拒绝回答问题。

　　王敏远：这时法官要裁定，哪些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伪证还要追究责任。没有有效质证，这种出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最重要，简单地提高证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主持人：如果有的证人坚持不出庭怎么办？

　　王敏远：要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该证人的证词就不能采信。

　　主持人：那侦查机关恐怕会反对。

　　王敏远：证人作证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秘密审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错案，但是司法工作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的实现，而且应当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主持人：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敏远：和刑法修改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刑诉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协调，涉及公、检、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职能，是个艰难的过程，是个大家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使得刑诉法修改的难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这次修法得以顺利推进。

　　新闻背景

　　刑事诉讼法距上一次修改已过去了15年。专家建议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去掉“如实供述”表述“，排除刑讯逼供证据”有望入法。

　　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首次“大修”，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亟需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据《新京报》

　　修改方向

　　上策：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中策：不强迫自证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

　　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该公约，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批准该公约。

　　在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典中，这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

　　下策：废除“如实供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以求宽大处理。

　　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已经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