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力 

　　唐朝成立之前，中原呈三足鼎立的态势：河北有窦建德，河南洛阳有王世充，陕西长安有李渊、李世民父子。武德三年7月，李世民发兵洛阳，包围了王世充，结果战事不顺，近一年了也未攻下。

　　此时，李世民得到消息，窦建德要来救援洛阳。情势危急，李世民对是否撤兵回长安要进行抉择。原因有二：一是重兵围攻洛阳，长安空虚。若窦建德救援洛阳是假，发兵长安是真，那必须及早撤兵，否则都城就会被攻占。二是王世充已经快撑不住了，就这么撤兵，一年来的心血就白费了。

　　李世民举棋不定。有谋臣谏言：如果窦建德攻打长安，很可能长安西面的骑兵部落也会乘虚而入。一旦如此，后果实在太严重，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及早撤兵为好。

　　而宰相房玄龄果断地说：“窦建德不可能攻打长安，他一定是来洛阳。”他认为：“如果窦建德真想攻打长安，有更近的线路。现在他选了另一条路，就说明他可能有其他想法。窦建德是草莽出身，一直羡慕繁华大都市。洛阳是隋朝的首都，繁华无比。比起攻陷长安，窦建德显然更想拥有洛阳。”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围困洛阳，他则亲率三千余精兵去阻断救援。后因势利导一举灭掉了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强敌，奠定了唐朝统一天下的基础。

　　为什么大多数人举棋不定的时候，房玄龄却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其实，包括李世民在内，大家当时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眼前的战事演变，即当前利益，而房玄龄的思考却在战局形势上，又进一步分析了对方的人生经历和心理特点，从而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战略发展。

　　这就像法官做调解工作一样，如果仅仅局限于当事人的表面诉求，而没有抓住其性格特点和真实需求，往往会造成调解的过程、效果与当事人的实际意愿不相符合，甚至背道而驰，不仅起不到调解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增加双方的矛盾。

　　因此，做调解工作不能管中窥豹，也不能照方抓药，而应该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离婚案件中，一些当事人仅因家庭琐事一时冲动提出离婚，虽双方都有悔意，但碍于情面而互不相让，在法庭上态度强硬，坚决要求离婚。如果法官就案办案判决双方离婚的话，从法律上讲没有什么过错，但由于没能捕捉到当事人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意愿，就会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存有遗憾。有的商事案件当事人在案件审理前对双方合作前景、公司业务的开展、是赢得经济利益还是社会声誉等方面未作充分、深远的思考，因此，法官应当耐心细致地析案说法，使其明白并接受案件处理的结果，否则，即便结果公正，也容易导致一方当事人因对判决内容不理解，或思想上难以接受而对裁判不满、抵触，易激化矛盾，进而会导致打击报复、故意伤害等情况的发生。还有的当事人之间并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他人的鼓动、撺掇下为了一口气而起诉，对这样的案件，法官应当对他们进行入情入理入法的耐心谈话，找到相关人员和组织对当事人进行劝导，促使他们理性诉讼。

　　调解，对法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完全被当事人的诉求所圈囿，就案办案、机械办案，而是应当对案件的化解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发现并选择当事人看不见的战略选项，取得事半功倍的调解效果。只有让当事人在心平气和、深思熟虑的状态下作出决定，才能真正做到“息诉宁讼”“各得其所”，这才是调解价值的真正所在。

　　（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