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彦明 

　　本报讯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撞人后又逃逸，驾驶员潘某伟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还是打错了“如意算盘”。

　　2020年3月的某天凌晨，潘某伟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与行人焦某根发生碰撞，后弃车逃逸。第二天上午，潘某伟投案并进行酒精呼气检测，结果为“0”，而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过去10多个小时。焦某根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潘某伟赔偿了焦某根家属各项损失180余万元。

　　同年7月，潘某伟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刑。

　　潘某伟在赔偿了焦某根家属后，起诉保险公司，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担负赔偿责任。但保险公司以“潘某伟存在酒驾逃逸行为，不排除醉驾可能”为抗辩意见拒绝赔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某伟在事发时是否醉驾，是判断保险公司可否免于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潘某伟事前存在饮酒行为，事后又存在逃逸行为，而他的逃逸行为直接导致无法确定他事发时是否存在醉驾情形，对此潘某伟本人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潘某伟辩称，其逃逸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肇事行为不被发现，但事实上，当时警方已经联系他作调查，肇事行为已经暴露。在此情形下，潘某伟仍然选择逃逸回家，且过了10多个小时之后才选择投案，结合潘某伟有关饮酒的事实陈述，他为掩盖醉驾这一严重违法行为而选择逃逸的动机明显。因此，法院驳回了潘某伟的诉讼请求。

　　之后，潘某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嘉兴中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法官说法：

　　交通安全事关每个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均为我国法律明令禁止且严厉惩治的行为。若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主张，势必会误导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肇事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不及时施救伤员和保护现场，而选择肇事逃逸以待酒精挥发，进而躲避更严厉的刑事惩罚，兼或获得更高额的民事保险赔偿。

　　法律科以肇事者刑事或者民事责任，除了具有损害填补的一般正义功能，也是要通过惩戒违法个人，以达到警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对交通法规心存敬畏，更谨慎地对待自己及他人的交通安全利益。现实中，多有交通肇事人员通过逃逸等违法行为掩盖其他违法行为，以实现减轻或免除自身应负责任的目的，如不能使违法者自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不仅背离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更不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