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诚（原总编辑） 

　　1988年12月，浙江法治报“一五”普法宣传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后期，这时，一起“农民告县府”的案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我们及时抓住这个热点，作了深度报道。至今，我记忆犹新。

　　苍南县农民包郑照等人因在防洪河堤上建房被拆除，告苍南县政府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益，一审败诉后又上诉，省高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上诉案件，维持温州中院的一审判决。

　　对于这起轰动全国的“民告官”案件，本报不是简单地发个消息，而是抓住这个典型案例，刊发了消息《省高院维持中院原判，苍南农民包郑照等上诉被驳回》、通讯《访“农民告县府”案审判长钱士诞》，还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农民告县府”一案的思考》。可以说是做足了发信息、摆事实、讲道理、说法律的文章，起到很好的普法宣传。

　　当年本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此案的首要意义，在于农民和县长以平等的法律地位对簿公堂，把官民关系，或者说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规定，这本身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不论诉讼的胜败谁属，农民能依法诉县府，县长能坦然出庭应诉，这都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增强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胜诉者和败诉者都对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当时，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尚未颁布施行。这起全国首例的农民和县长以平等法律地位对簿公堂的案例报道，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既增强了人们行政诉讼的意识，也促进国家行政诉讼立法的进程。4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经过多次审议，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