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宗昊

　　杭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叶雨璐

　　见习记者 谷亚亚

　　不久前，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全国年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这是中国刑法学界一年一度的盛会。名誉会长高铭暄因身体原因未能来到会议现场，但96岁高龄的他仍自拟了4400多字的书面致辞，让他人在会上代为宣读。

　　在今年类似的会议场合，即使无法到场，高铭暄也坚持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出席。今年5月，首届“高铭暄学术奖”在高铭暄的家乡浙江玉环举行，高铭暄通过视频致辞，发言掷地有声：“刑法是我一生的职业，更是我毕生热爱的事业，能够生于伟大时代与我国法治事业共同成长，是我的幸运。”

　　高铭暄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他的一生始终与刑法紧密相连。他所编写的《刑法学》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核心教材之一，供高等学校法学本科使用。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桃李遍布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

　　“将刑法学视为至爱，须臾也不离”，正如高铭暄所说，他从未离开过刑法学研究，纵使在腰疾发作时，他仍躺在躺椅上进行刑法学的学术写作。为了心中至爱，他一直在与时间赛跑。

　　“铭记一生的时刻”

　　高铭暄至今记得，45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人民大会堂通过时的震撼场景，经久不息的掌声犹在耳畔。当时，看着欢腾的众人，他下意识看了眼手表，那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新中国自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刑法典，“那是让我铭记一生的时刻”。

　　这部刑法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高铭暄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机构的运转进入常态化，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增多，法治上的不完善也日渐凸显。在“五四宪法”通过的次月，刑法的制定也被提上了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刑法典起草班子，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任教的高铭暄，成为了起草小组的一员。

　　立法工作几乎是将旧法推倒，在废墟之上重起高楼。起草小组一边研究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范围内收集的1万多件刑事审判总结材料，一边参阅各国的刑法，对每一个条文进行反复、多次的草拟、修订和完善。历时25年、38稿，到刑法典诞生，高铭暄已从26岁的年轻后生，变成了两鬓添白的中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颁布实施，让我感到自己立志法学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也感受到刑法学事业的希望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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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典颁布实施以后，全社会立刻掀起了学习热潮，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时刑法学术界的相关书籍空旷单薄，难以满足社会对刑法的求知欲，于是有出版社的负责人联系到高铭暄，希望他从一名参与立法的学者角度，写一本关于中国刑法诞生方面的书籍。

　　这与高铭暄的想法不谋而合。不到半年时间，他撰写了近20万字的书稿，书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这本书面世后不到1个月，就销售一空，由于过于火爆，甚至出现了众多手抄本。这部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空白的书籍，也被刑法学界评价为“中国刑法立法论述与研究的扛鼎之作”。

　　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年颁布的刑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刑法进行全面修订，高铭暄作为立法专家，再一次全程参与了这次修订。之后多次刑法修正案的制定，他也几乎未有缺席。

　　“人民教育家”

　　在刑法典编纂完成后，高铭暄回到校园，专心投入教学工作中，他深知，国家刑法体系的建立健全，还需大批专业的执法者和维护者，他要与时间赛跑，尽快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刑法学人才。

　　回忆起向高铭暄求学的点滴，浙江义乌籍法学家陈兴良思绪万千。1982年2月，陈兴良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求学，师从王作富、高铭暄。1984年，陈兴良报考了高铭暄的博士研究生，成为了高铭暄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

　　提起高铭暄，一个画面在陈兴良的记忆中始终鲜活，当时他初入人大，法律系曾组织了一次全系师生的劳动实践，两鬓泛白的高铭暄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拔草，“这样一位学问深厚的刑法学泰斗，仍能俯下身，不嫌脏不嫌累地与大家一同劳动，让我铭记终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好的老师善于引导学生的兴趣。追忆求学时代，陈兴良满怀感激，“当时高老师给我们讲刑法总论，他的课打破了我此前秉持的刑法无理论的偏见。上课时，高老师会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通过综述研究法，我进入了刑法学研究的大门，这也成为我刑法学术的起点。”

　　陈兴良回忆，高铭暄非常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地学习和发展，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因循他的观点，“高老师从不觉得自己是绝对的权威，他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发言，只要论据站得住，就勇敢表达”。

　　而另一方面，高铭暄对学术严谨审慎的态度，也始终影响着陈兴良。陈兴良记得，他写作博士论文时，在一小段论述中引用了国外法学家著作中有关共同犯罪的论述，“高老师看完我的博士论文成稿后，把我叫了过去，指出这部分引用漏掉了一句话，不够严谨。我当时很羞愧，没想到老师看得这么仔细，也很佩服老师治学的审慎态度。”

　　博学、勤奋，是学生们对高铭暄的最深刻印象。他年过九旬时，依然笔耕不辍，92岁时主编《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对实务中虚假诉讼罪以及考试舞弊犯罪进行研究，更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问题研究。他还坚持学习英语，以便做好刑法学的对外交流工作，他的朋友圈里，常常还有大半夜在口语学习APP上的打卡记录。

　　2019年，高铭暄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而身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刑法学博导，高铭暄把博士研究生培养事业一直延续到了93岁。

　　一代接一代

　　如今，高铭暄的不少学生已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栋梁。高铭暄所带的第一、二届刑法学博士生，均在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教。在一起共事的时间里，师生们不仅一起编写出版了一些集体作品，并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品问世。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特聘研究员梁健也是高铭暄的学生之一。当年，外语专业毕业、自学法律6年的他，怀揣着一个法官梦想，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专业硕士，从此与高铭暄有了交集。硕士毕业后，梁健听取高铭暄的建议，回到浙江，成为一名刑事法官。

　　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6年后，梁健和高铭暄“再续前缘”——梁健考取了高铭暄的刑法学博士生，继续求学。博士毕业后，梁健重新回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工作。在之后的近二十年里，他审理了不少大案要案，获得了“全国审判业务专家”“2019年度人民法院十大亮点人物”“第四届浙江省突出贡献中青年法学专家”等荣誉称号。在获奖感言中，梁健特地提到了高铭暄对他的影响：“我恒以博士导师‘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教授的为国为民情怀勉励自己，砥砺前行。刑事无小事，刑案无小案。让刑事司法彰显新时代法治文明，是每一个刑事法官的职责所在。”

　　受到高铭暄的影响，2022年4月，梁健告别法院，进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从事法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一些颇具高铭暄色彩的授课方式，在梁健身上得到延续。高铭暄授课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术要为司法实践服务，这种授课风格令梁健受益匪浅。在讲授《刑法学》课程时，梁健把自己在实践中的审判案例延伸到课堂上，从实务判例的视角向学生们讲授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疑点难点、判罚依据与量刑标准。

　　梁健的书案上仍摆放着两本高铭暄撰写的书籍。两本书首版当月，学生们就陆续收到了高铭暄寄来的书册，他与学生们之间的学术联系，从未因距离的阻隔、身份的差异而切断，“无论身在哪里，高老师都惦记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高铭暄已96岁高龄，仍然活跃在刑法学界，而受惠于高铭暄等一代前辈学者的奠基，新一代刑法学者把中国特色刑法学推向了世界。高铭暄的学生中，陈兴良、梁健等人已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中坚力量，而陈兴良等人培养出来的周光权、劳东燕等新一代刑法学者，或将开创中国刑法学研究的新未来。就如同高铭暄家乡玉环鲜迭村的海浪一样，后生力量奔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