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的第一财富，健康是幸福的根本保证，为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也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幸福，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要用安全套，每次都用，坚决使用！”这是广州市“高危行为干预队伍”的一名队员带着近40位“小姐”宣读的“健康誓言”（12月1日《广州日报》）。

      在性传播已成为艾滋病主要传播方式的大背景下，带领“小姐”做如此宣誓是有益的。最低限度，这也是对“小姐”们开展“工作”时的一个善意提醒，即便不足以遏止艾滋病的蔓延，也至少可以减缓其蔓延的速度。

      但这件事终究让人感到有些不尴不尬，因为在中国，卖淫嫖娼是属于被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明确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现在，这些以卖淫为谋生手段的“小姐”们，公开宣誓要在“工作”时如何如何，并且被作为一个正面新闻来大张旗鼓地宣传——尽管“宣誓”本身并不违法，尽管没有切实证据不能认定她们已触犯了法律，但无论如何，这种“宣誓”都是对法律的一种嘲弄。在“小姐”们宣誓时如林的手臂背后，我似乎看到了法律在尴尬地讪笑。

      这一“宣誓”所传递的暗示是：法律是可以变通的，一个行为，只要实际效果是“有益”的，就可以不尊重法律。这样的暗示绝对有害，因为这种逻辑一旦被广泛接受，那所有法律都可能会被“归零”。

      之所以会形成目前这样的局面，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我们在卖淫嫖娼的问题上，奉行了一种鸵鸟政策。也就是说，一方面，碍于面子、历史包袱（50年代中国曾消灭了卖淫嫖娼现象）等，不得不做出一个严厉禁止卖淫嫖娼的姿态，好对民众和舆论有一个交代；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执法机构的腐败以及贫困和失去保障的人口大量出现，卖淫嫖娼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无力也无心根除这种现象。

      但法律不能总这样“尴尬地讪笑”下去，如果法律没有尊严，何谈依法治国？为今之计，有两种做法可以选择：一是拿出“杀开一条血路”的勇气，运用综合手段，真正消除卖淫嫖娼现象；二是如果自忖做不到，那也不妨像某些学者一再建议的那样，索性取消“第66条”，实现卖淫嫖娼的“非罪化”。无论选择哪一条，都比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