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国家，警察是与公众打交道最多的执法人员，警察的形象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中国曾长期处于权力本位意识之下，特权观念影响深远。而今，中国已迈入千年未有之大转型，新的时代以法治为政府运行的基本规则，权利本位意识在社会层面日益生长。当特权观念遇上公民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

　　以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形式为公权力设定运行的轨道，有助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护，也有助于避免权力滥用伤害民众利益，从而真正做到服务于民。此次“条令”的颁布之前，也有各种“禁令”，如中央政法委的“四条禁令”、公安部的“五条禁令”等等。但“禁令”并不能替代法律规范本身，要做到令行禁止，还亟待规范的跟进。

　　大凡法律规范，无一例外地应包括行为模式、条件假设和法律后果这三要素。这三要素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难以称之为“规范”。如果“禁令”缺少法律后果这一必备要素，势必导致“老虎虽威猛，奈何缺了牙”的尴尬局面。

　　就规范警察的行为而言，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后果承担。在这个意义上，“条令”对于处分的具体化、刚性化，实现了立法上的科学性。由监察部、人社部和公安部一起联合制定并发布，这意味着对违反“条令”的处分不再是公安部一家的事，从而在规范上能有效防止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将法定的处分当作“家务事”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语中的

　　可见，较之以往的“禁令”，“条令”已经多了一副“钢牙”，这是一种可贵的进步。当然，光有“牙”还不够，当“条令”被违反后，这“有牙的老虎”还得及时反应，并让违法违纪者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痛。只有做到了违法必究，违纪必罚，“条令”的规范意义、威慑和指引功能才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