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昆

　　6日下午3时30分，两名在吉林桦甸采访洪水灾害的记者遭当地警方扣留调查。据遭扣留记者称，在派出所内他们遭到警察辱骂后，被要求删除照片和录音。当日下午，当地宣传部负责人到派出所见到了两位被扣记者，称完全是误会（8月7日《新京报》）。

　　遭扣留的记者分别为，新华社下属《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和《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一位来自国家通讯社的下属媒体，一位来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周报。但在派出所，他们即便出示了工作证、记者证，还是被抢走了包翻来翻去，被删除了采访设备里面的录音和照片。大牌记者都会遭受如此待遇，其他“小报记者”会有何等遭遇，令人不敢想象。

　　一个地方出了点成绩，常是唯恐天下不知，记者不来也会去请了来；一个地方出了点问题，就生怕媒体报道，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怕影响了 “地方形象”。所谓的“地方形象”，其实是少数官员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不请自来的记者，地方政府自然是不欢迎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媒体的报道是不可控的。于是，“完全是误会”地扣住记者、删除采访设备里面的录音和照片，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般恶意揣测记者与媒体，是一种权力恶习。一些官员之所以害怕舆论监督，总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往往是出于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考虑，怕的是不可控的报道坏了地方形象和自己的政绩。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官员越是害怕监督，局势越是无法控制，记者反而更加如影随形，舆论监督更加无孔不入。

　　政府本是社会的管理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媒体则是社会的瞭望者、守护者，两者之间应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官员正确对待媒体，媒体就能成为政府的“保健医生”；若把媒体放在对立面，不仅可能形成“言塞湖”，也会徒增政府与官员的舆论压力。对桦甸而言，“扣留记者、删除采访录音和照片”，不仅侵犯了记者正当的采访权利，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桦甸的地方形象。

　　希望别再出现这样的“误会”，也不要有“哪个让你直播的”这样的质问，更不要有“记者遭遇通缉”这样的“杯具”。总而言之，请公权力不要再恶意揣测记者与媒体。

　　“被救助”源于政绩洁癖

　　■李学人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又有大运会等大动作，深圳的城管、公安和救助站3个部门便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加强对街头流浪、兜售物品、卖花以及派传单等人群的管理。城管提出把这些人强行送到救助站管制、教育一段时间，于是，一派发传单者4天内两次遭遇“被救助”（8月7日《京华时报》）。

　　向来默默无闻的救助站，一旦“热情”起来，还真是让人受不了。就连街头散发传单的壮小伙，居然也如此频繁地“被救助”。而且，得到救助本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可让人纠结的是，那些“被救助”者却一肚子的怨气。

　　还原“被救助”的场面，我们看到：正当小伙子派发宣传单时，突然走来几名戴着“综合执法”袖标穿着制服的人，不由分说地将他拉上车，送到救助站，接下来就是填登记表、按手印，在不到5分钟的“过场”之后，小伙子重获“自由”。原来，所谓的救助，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为何要走这样的过场？我认为，跟报道里说的那些“大动作”密切相关——既然是“大动作”，就少不了“大场面”。在有的部门看来，此时此刻只能展示城市光鲜的一面，而街头流浪汉、乞讨者，甚至派传单的，都被视作城市寒酸的“里子”，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非常时期怎能让他们丢了城市的脸？

　　于是，“大动作”之下，一些人政绩洁癖的老毛病又犯了。在政绩洁癖思维模式下，城市管理者们最拿手的就是做“减法”、“除法”，而懒得做“加法”、“乘法”。就像“创卫”，有些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打造出一个“文明卫生城”。于是，通往“创卫”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强悍的公权力都会把它清扫殆尽——有碍观瞻的临街店铺一律停业，公厕闲人免进，小商小贩被赶得无处藏身。

　　回头再看“被救助”一事。如果一个城市里流浪汉、乞讨者“成灾”，只能说明城市日常管理和救助制度尚有瑕疵。平时不救助，忙时“乱抓虾”，甚至把救助站当成“垃圾回收站”，这不仅歪曲了救助制度，还会误伤“被救助”者的正当权益。

　　其实，越是和谐的城市，就越应该包容流浪汉、小商小贩甚至乞讨者。政绩洁癖下的“被救助”实在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