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和谐为思路之源

　　在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简陋的办公室里，一幅书法作品较为抢眼:“厚德载物”。 

　　在记者问及题字是否和其名字有关联时，陈有德郑重其事地说:“大有关联!这4个字是父母亲对我们后辈的期望，更与我的人生观和工作理念有莫大的关系。” 

　　说起职工维权走社会化道路这个思路的萌芽，陈有德表示:“尽管从专门研究‘工运’问题的专家角度来看，其存在各种原因，但是，从一个曾是农民、现在关注农民工的工会主席角度来说，我的理念就一个———稳定和谐”。 

　　“不管从社会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角度，平衡或者说稳定，才能和谐。同样，和谐才能稳定。”陈有德说，其社会化维权思路也源于此。 

　　按照这样的理念，从1999年5月开始，义乌市总工会在义乌市委领导下，形成了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重点，以法律法规为基准，以制度建设为保证，以社会化维权为基本途径，以处理劳动纠纷为基本特征，以协商调解、参与仲裁、代理诉讼、法律援助为基本手段，融整体维护和具体维护于一体，覆盖劳动关系全过程全领域的工会社会化维权新机制的思路。 

　　从该模式的发展状态看，以外来农民工为主体的职工群体的维权模式社会化，的确为整个义乌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一维权模式着眼于新时期工会的基本职责，着眼于政府职能的联动，不但为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奠定了基础，还把政府管理的过程性与社会团体的互动性结合了起来，形成了‘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化管理网络，使政府管理和社会团体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正因为这个模式着眼于稳定与和谐，2004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新华社《内参》662期《浙江义乌市探索职工社会化维权新模式》作了‘完善在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很有必要’的重要批示。”陈有德说。

　　拉回偏离主轨的“老乡团”

　　陈有德又从当时义乌社会的现状分析了社会化维权模式思路形成的动因。 

　　当时，义乌外来务工群体的“帮会化”趋势非常明显。义乌民营经济发达，全市170余万人口里，外来建设者就有100多万人，其中农民工人数超出70万，占外来总人口的70%多。农民工群体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工资、工伤、劳动合同等纠纷与个体暴力讨薪事件日益增多，群体暴力事件时有呈现。 

　　如此，义乌的社会和谐受到了严重影响。一些务工人员以“老乡带老乡、亲属带亲属”的方式，形成了自我保护势力。由于形成了紧密的团体关系，劳动者非正常流动、集体跳槽现象导致的职工队伍不稳定，使不少企业主产生了失员停业的危机感。据统计，从1997年开始，义乌每年因劳动争议引发的纠纷达上万起，由于部分矛盾不能解决，曾经出现劳工跳楼、老板被杀等恶性事件，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农民工在自发形成自我保护团体的状态下，合法的组织保障却被其忽视。同时，由于一些企业主的不良行为缺乏制约，其企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糟糕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管理部门的功能却显得非常的不足和不到位。”陈有德说。 

　　怎么办?义乌市总工会针对以上问题，采取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的方法，在义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联合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携手各民主党派、社会各个团体阶层，创出了社会化维权模式。

　　化解矛盾促和谐发展

　　要说义乌总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获益，陈有德拿出了厚厚的一叠资料。 

　　首先，该模式促进了义乌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作为一座外来建设者以每年10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拥有44个少数民族的数万名务工经商人员和100多个国家、地区的上万名外商常驻的商贸都市，义乌保持了社会的诚信包容与和睦相处，劳动关系越来越和谐，重特大刑事案件、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恶性群体性事件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94.3%，与1999年前的状况相比有了根本的改观。在外来人口的权利维护和这一群体与义乌社会和谐发展、稳步融入等方面，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次，该模式进一步改善了义乌经济发展和投资的社会环境。随着外来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不断得到保障，社会治安案件、群体性案件、劳资纠纷等事件大量减少，企业获得了稳定且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力以及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职工和企业主的利益得到了双向维护，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再次，该模式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明显转变。由于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的推行，政府职能部门需要面对的因劳资关系而引起的许多恶性和突发、群体性事件大量减少。政府与工会组织联合维权，改变了过去被动地解决社会矛盾的局面，减少了政府的负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最后，该模式进一步夯实了党的基层群众基础。义乌工会组织的社会化维权模式，使新型产业工人群体的利益得到维护，化解了社会矛盾，延续了工会整合职工群体的功能，夯实了党的基层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