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0年省高院召开的第7场新闻发布会。 

　　平均两个月不到就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如此频率的新闻发布是一个窗口，表明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里，我省法院动作多多、亮点频出，对“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给出了掷地有声的注释。

　　守护中小企业的“钱袋子”

　　今年12月20日起，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0.5个百分点。这是年内中国人民银行第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然而，早在年初，我省法院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银根紧缩的趋势，并且开始为守护中小企业的“钱袋子”而行动。 

　　“今年第一季度，我省法院整体收案下降5%，经济普遍回暖的情况下，金融纠纷却上升10%，说明银根在紧缩。”第一季度的案件受理情况统计一出来，省高院院长齐奇从中再次看到了我省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截至2009年年底，我省有中小企业260多万家，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1.1%、外贸出口的81.%、财政税收的82.9%、劳动就业的90.1%都来自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浙江市场的活力所在。 

　　在齐奇从审判数据中读出中小企业的困境后不久，被企业界称为金融监管破冰之举的措施出台了。5月27日，省高院出台了《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 

　　这12条指导意见，一方面依法支持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金融创新，扩大有效抵押物范围，拓展中小企业正规金融贷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为被妖魔化的民间融资“松绑”，明确非法集资、民间借贷、商业交易罪与非罪的界限。 

　　更让许多中小企业主欢欣鼓舞的是，《指导意见》还特别明确，对于在单位职工或者亲友内部针对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行为，可不认定为非法集资;对企业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认定为有效借款合同。 

　　“有了省高院的依法支持，我们给中小企业放贷时心里就有底了。”嵊州农村合作银行行长吴智晖的感受代表了许多金融机构的心声。 

　　与此同时，省高院还出台意见，依法确认典当行的经营主体资格，规范典当综合费用、利息认定方法，平等保护典当行和当户的合法权益，明确典当行与当户之间法律关系适用，统一裁判尺度，促进典当行业更好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我省法院一方面为中小企业融资扫清障碍，提供司法保障，未雨绸缪;一方面运用司法手段智慧地善后已经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甚至让它们起死回生。 

　　如果没有法院当初的“放水养鱼”，2亿产值就是一个梦———这是浙江欣龙家纺老总廖某最真切的感受。 

　　欣龙家纺是建德市的一家外贸企业。因资金链断裂，欣龙家纺欠下巨额债务，四五十万美金的债权又无法收回。担心无法收场的企业主廖某为此出逃美国。债权人闻讯而来，诉状一个接一个递进了建德市法院。 

　　法院一面与当地政府一起稳控局面，一面寻找廖某下落，联系廖某之子，促使其接收企业，努力与已起诉的债权人和解，实行“放水养鱼”。身在美国的廖某得知法院的做法后，回国重整旗鼓。如今，该企业发展顺利，年产值冲2亿元。 

　　类似欣龙家纺这样被司法挽救的企业在全省各地都有。 

　　“尽可能维持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生存，尽可能减少有挽救希望企业的倒闭，尽可能支持优势企业以兼并、重组、控股等方式延伸产业链、增加核心竞争力。”这三个“尽可能”，早已成为全省法官办案的“心法”。 

　　省商法学研究会会长钱弘道曾这样说“:浙江法院在中国转型期积极发挥主动性、能动性、主导性，创造着中小企业茁壮成长的法治大环境。”

　　勇立社会管理创新的潮头

　　2010年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0周年。作为“民告官”案件的发源地，我省的行政诉讼走过20年后，不仅是官民对话的平台，更是行政机关自省的镜子。 

　　从2008年起，省高院每年都要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向省政府报送“行政审判白皮书”，分析上一年行政诉讼的特点，找出涉诉政府相关部门败诉的原因。 

　　“我们的白皮书里，2/3都是在讲问题，指出政府部门败诉的原因在哪里，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工作。”齐奇说“，一开始我们是有顾虑的，担心行政部门会有抵触情绪。但这是能动司法建设‘法治浙江’应有之义，我们就必须敢于去做，迈出这一步。” 

　　事实证明，这项工作既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相关行政部门的认可。对于省高院报送的“行政审判白皮书”，省长吕祖善每年都作出重要批示，将白皮书转发各地市政府和重点省级厅局，要求落实整改。 

　　第一起“民告官”案件发生地温州，行政审判案件量连续10多年居全省第一。温州中院同样连续多年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今年温州中院发布白皮书后，温州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继续把此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并强调“凡是2009年司法建议书没有按要求回复的，都必须限时回复”“，法制办根据中院的建议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要求“监察局选择典型败诉案例实行责任追究”。 

　　就是这样，温州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不断提升，行政诉讼的败诉率从2002年的约43%下降到2009年的约13%。 

　　从化解“官民矛盾”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到缓解“执行难”这个社会信用难题，我省法院一直走在创新路上。 

　　陈先生是东阳一家建筑企业的老板，自从4月份知道省高院会在“信用浙江网”上发布“老赖”的信息后，他就成了“信用浙江网”的常客。 

　　今年1月，省高院执行局与省信用中心建立联建共享机制，将全省法院超过3个月未结案件和所有程序终结案件失信信息在征信平台“信用浙江网”上发布。这一曝光“老赖”的举措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到目前为止，已有25万余条失信信息上网公布，效果明显:有90家参与浙江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企业主动履行292件案件，标的额达1.81亿元。同时，对4203件案件追加迟延履行金1372万余元，拘留被执行人4165人次，罚款144人次，总额达232万余元。 

　　“之所以出现‘执行难’，关键在于我们讲诚信、重信用的社会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违法成本太低，好像谁不诚信谁占便宜。”齐奇说。 

　　于是，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体系开始在我省建立。2010年2月，省综治委制定出台了《关于完善全省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运用执行征信、查控、惩戒、监督、保障等5个工作系统综合治理“执行难”，对“老赖”形成围剿之势。 

　　现在，这五大执行工作系统已经成为浙江模式，并走向全国。

　　打造无处不在的“阳光司法”

　　“阳光司法”，这是省高院提出的“八项司法”之一。2010年“，阳光司法”继续一路推进。 

　　12月23日，台州市中级法院院长丁铧做客浙江在线网站，与网民畅谈“阳光司法”。自2009年年初省高院院长齐奇首度与网民在线交流后，我省法院开启了网络民意沟通之风，也在全国法院开创先河，深受网民欢迎。此后，齐奇又多次对话网民，在他的带动下，省高院业务庭负责人和各中级法院院长一一跟进，至今已举行20场网民对话，全省各级法院也纷纷以多种方式走近网民，走近群众，直面“拍砖”。 

　　对此，齐奇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法院要学会敢于直面公众，积极地公开正确的信息。如果法院自身放弃话语权，很可能就会自毁形象。只有学会建立起亲民的、实在的话语体系，法院才能拥有更强的公信力”。 

　　在我省各级法院领导与网民的对话中，法院的队伍建设一直是网民们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也是关涉“公正效率”无法绕开的话题。对此，实施“科技强院”，成为我省法院最大的廉政工程。 

　　审判、执行质量效率评估体系，这是一张让全省法院都绷紧神经的“晴雨表”。这个评估体系依托信息化办案方式，录入各类办案信息，自动生成26项办案数据，评估全省三级法院审判执行质量效率的运行态势。评估数据每季度公布通报，各个法院办案工作的强项和弱项，与兄弟法院相比的差距或优势，统统一目了然。

　　“这就是一个相当厉害的紧箍咒啊!”宁波一位法官如此形容这个考核体系。 

　　除此之外，全省1370个审判法庭中，建成数字法庭1336个，审理案件能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做到“一案一光盘”。法庭里的数字化设备无时无刻不在监督着法官在法庭上的言行举止。与此同时，远程提讯、远程庭审，使得审判的效率插上了翅膀，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全面完成互联网门户网站建设，充分利用“浙江法院网”，对所有排期开庭案件在网上预告;开通案件查询系统，当事人只要输入案号和密码就能在网上查询案件的审理、执行进度;至今已公布裁判文书21万余篇，发布开庭公告2万余条，提供可查询案件89.4万件。 

　　本年度省高院召开了7场新闻发布会，其中大多是发布某类案件审理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业务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从而约束法官在法律空白面前的自由裁量空间，这是确保公正最直接、最有力的做法。 

　　据统计，2010年省高院发布的各类指导意见42个，且大多关乎民生，与涉案当事人的权益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