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这个暑假，很多学生将要踏入大学的校园，在期待崭新生活的同时，各种怪异的大学校规也在网上到处转载，让他们惊呼“雷人”———“不准在校园里拥抱、不准在校园里牵手”、“不得做第三者”、“学生进教室上课必须背书包”…… 

　　更为“离谱”的是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恋爱实名制”风波:某学院规定学生须领“恋爱调查表”，填写是否恋爱、恋爱对象是否在本校、最近是否有矛盾等内容。此外还有某舞蹈学院甚至规定，学生体重长0.5公斤，要罚款10元。 

　　与“雷人”校规相比，一些公司的“变态”规定也让人哭笑不得:某公司规定，员工每天工作上厕所次数为3次，超过5次的要被罚款，而且上厕所要打卡。甚至有公司规定，员工每月上厕所不得超过400分钟，超时则将扣发工资。 

　　还有更“雷人”的“土法”，一些村规民约则直接作出与法律相违背的规定:不久前，广东某村的村规民约规定“:无理阻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情节较轻者每人罚款200—300元”“，乱搞不正当男女两性关系的，各罚款1500元”…… 

　　此外还有浙江某村的一项“守则”规定“:无正当理由、未经村两委许可的上访行为，扣除粮食补偿款1年至10年，情节严重的，一切后果自负。”这份“守则”还把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村民的粮食补偿款挂钩，充斥着“扣除”“、罚款”等字样。 

　　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土法，人们在难以接受的同时，也不得不受它们的规制。不可否认，它们和法律一起，规定了人们日常活动的界限。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呢?

　　   莫让土法大于国法

　　对于“雷人”校规的问题，有教育者认为，校规不同于法律，从道德层面给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不过分。比如一些医学院校在校规规定，在临床学习期间利用工作之便，对病人有不轨行为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处分。 

　　反对者认为，教育者可以从严要求学生，但不能违反法律，尤其是不能侵犯大学生的受教育权、隐私权、申诉权等。如有大学决定，将清理校园内的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学校开通的电瓶车，每次收费5角。一个本身就违法的校规，无论出发点如何，均不可取。 

　　也有人提出村规民约“本意是好的”是“现实压力所致”，如信访工作层层落实责任，为了不出差错，基层也会想出各种方法应对，难免出现“村规大于国法”的现象。 

　　反对者则认为，村规民约作为一种乡村治理的规范，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约”。它不依靠强制力来保证执行，而更多的是一种共识。因此，村规民约的契约意识很重要，应该多“提示”而少“禁止”。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指出，对所谓“土法”或“土政策”，应该把它们看做是社会规则体系的一部分。不管是校规也好，村规也好，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谓“土法”，本身应该是共同体成员协商、同意的产物，诚信是其存在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土法”的合法性，即制定主体、程序、内容等方面不与法律相违背，则是“土法”存在的天然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就会造成校规、村规大于国法的现象，这和法治的本意相冲突。

　　  理性化法制化是方向

　　随着村规民约的价值取向从制裁、管制转向权力分配和利益平衡，处罚已经不再是村规的核心问题。 

　　宁波大学法学院的李学兰和柴小华对浙江省沿海地区的滕头村近20年来的村规民约进行了考察，认为理性化和监督程序的完善，是村规民约迈向法制化的重要环节。而这两点，也是其他“土法”得以在法治轨道内运行的关键之处。 

　　在姜明安看来，国家必须建立对“土法”或“软法”的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机制应包括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两个层面:国家监督主要包括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社会监督主要包括相应共同体成员的监督和社会专门自律组织监督。 

　　姜明安还谈到一个新规则制定和旧规则清理的问题，废除其非法(非正义或与法律相抵触)之法、过时之法，同时要不断健全、完善相应共同体良性运作所需之法，使其运作规范化、法制化，有效地用其长，避其短，趋其利，避其弊，以充分发挥其对构建民主法治与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