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药家鑫都不死，那中国法律已死……如果李昌奎都不死，那中国法律已死……”采访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一路走来，被害人家属这样的语式表达可说是耳熟能详。这场前所未有的“死缓翻案风”，让中国的法律学者、司法工作者、律师乃至身陷其中的被害人家属都陷入深深的纠结与思考之中。

　　罪行发指却因“立功”改判死缓

　　2006年11月23日，梁勇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成女士，并肢解、水煮妻子的尸体，命案在桂林引起极大轰动。 

　　由于证据确凿，2007年9月10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梁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梁勇不服，上诉到广西高院。但广西高院对此案却先后作出了不同的认定。2008年1月16日，广西高院认定桂林中院的判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判决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时隔近3年之后，2010年11月15日，广西高院又作出终审判决，否定了梁勇的死刑判决，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最终轻判梁勇的理由是什么呢?广西高院在终审判决书中表示，梁勇在关押期间，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杨万里故意伤害犯罪”的线索，举报事实得到了警方确认，法院因此认为梁勇立功。同时，法院鉴于该案件是由家庭矛盾引发，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应对梁勇减轻处罚。

　　家属愤怒杀人偿命凭什么行不通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种人怎么能饶恕?”成女士的哥哥成某始终认为，梁勇理应偿命。但在自撰的刑事抗诉书中他表示，若避开此案不谈，他也“不主张国家借法之名义杀人”。 

　　事实上，成某也意识到，当前“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理念确实与“杀人偿命”的民间传统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在许多传统中国人看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少杀慎杀”却是匪夷所思。药、李、赛三案中，对被害人家属来说“，一命抵一命”的公正判决就是最朴素的价值观念。但如今在愤怒之余，他们常常会抛出一句“:凭什么?”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礼教伦常的积淀，注定了如今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之难。传统中国社会里，法律与伦理道德难分轩轾，而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必有明确分野。 

　　“一个已经接受两千年‘杀人偿命’伦理思想的老百姓，要认同废除死刑，这将何其之难呢?”一位在法院工作的司法人员向记者抱怨。

　　律师纠结民意和媒体的界限在哪

　　“死缓翻案风”骤起，更让不少律师陷入纠结。“药家鑫案”二审律师“、李昌奎案”被害人家属的再审代理律师王勇认为“，通过媒体力量去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是公众的权力;接受媒体监督，也是司法机关的义务”“，媒体力量对于司法裁判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监督利器，但是媒体和民意的界限应该在什么地方?确实需要思考”。 

　　就眼下“死缓翻案风”掀起强大的“再审”民意，王勇认为具体案件要具体分析判断，民意也可能有很多不理性成分在其中“，想要翻案的案子，必须根据案情本身情况，依法进行抗诉和裁定，而不仅仅是考虑民意和媒体的意见。”

　　不被信任民意与法律尊严孰重

　　“程序正义”重要还是“结果正义”重要，渐成公众讨论焦点。许多公检法工作人员因此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和痛苦，被无端指责“看条子办案”，甚至“收受贿赂”，专业审判不被信任。 

　　对于李昌奎案再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认为，改判死缓确未起到罚当其罪的震慑作用，难怪民众会质疑。国内一位著名法学教授曾在微博中透露矛盾心情，他虽认为李昌奎死缓“此判不妥”，但“审理程序合法，故建议维护终审判决之终局性”。该微博在网上引发热议。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葛洪义认为，分析“翻案风潮”需要看到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翻案、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在该体制中，法官的判决权威性不强，上级及其他行政力量都可对其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 

　　他认为，所谓“民意与司法尊严”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实本质上并不存在。“民意的表达是必然的，围观到一定程度时，会逐渐地理性起来，这是良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