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需要记者，记者需要基层。 

　　根据中宣部等五部门的统一部署，本报近日启动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从今天起，特推出“基层直通车”专栏。记者将以现场体验和调研等形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宣传全省各地大力推进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公正司法规范执法、法律服务保障民生的好经验好做法，挖掘各地涌现出的政法典型人物。敬请读者关注。

　　 我面前的少年朱寅(化名)，一米七的个子只有45公斤，弓着背坐在板凳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海绵宝宝》。他很少有表情，即使遇到很有趣的片段，也只是浅浅一笑。今年5月1日，为凑钱请同学吃饭，他持刀抢劫出租车司机，被司机制服后扭送至公安机关。7月中旬，16岁的朱寅被法院判处缓刑，8月9日到海宁市海洲街道报到，成了街道司法助理员韩耀明负责的矫正对象。 

　　4年前，海宁市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最多时也只有2个;如今，仅一个海洲街道的社区服刑青少年就有3人，最多时有6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犯了罪的未成年人被判处缓刑，在社区中接受惩罚和矫治。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是折翼天使，是失足少年。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挽救天使的行动中来，教育保护这些失足青少年。 

　　8月初，我在嘉兴市司法局的支持下，开始和部分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联系，但他们大多数都拒绝了我的采访。他们担心一旦身份泄露，将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 

　　朱寅是第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8月28日，经其监护人同意后，我和韩耀明及一位综治干部一起前往朱寅家采访。 

　　为尽可能减少村民的注意，我们特地选在午饭时间来到朱寅家。3个月来，朱寅是孤独的。在我们到他家之前，朱寅刚送走一个初中同学。这是他出事之后，唯一与他联系的朋友。5月至今，除了中考时见过老师同学外，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联系他。而他口中的联系，也不过是同学上门来还钱，对方甚至连他家门都没进。 

　　朱寅一边机械地将一个个橡胶密封圈从一整版模具中拔出，一边说“:上周我和妈妈一起去了商场，之后到司法所和社区报到，别的时间都在家里。每天有2小时玩电脑游戏，其余时间就是做这个。”这是朱寅的外婆为了让他有点事做，特地从附近的工厂里拿来的手工活“，不是为了赚钱，就是想让他尽量待在家里，少接触那些坏朋友。” 

　　朱寅的外婆告诉我，小学时的朱寅经常获得老师表扬，放学后还会做饭。父母离异后，朱寅跟随母亲生活，此后再也没见过父亲。出事后，父亲也不曾关心过问。由于母亲常年在外经商，家里只剩朱寅和妹妹两人。 

　　“街道安排每名社区矫正对象每月参加一次公益劳动、交一篇思想汇报、进行一次电话联系，但对朱寅这样的青少年显然要花更多的心思。”从负责接手朱寅起，韩耀明与他已见了3次面。 

　　为保护青少年，街道还特地将他们的公益劳动与其他年龄段的社区矫正对象区别开来。利用周末时间，让他们出期街道黑板报，或是练习毛笔字，总之尽可能避免别人的怀疑。但就是这样做，还是有几个孩子来了一次后就再未出现。 

　　这是这一年龄段孩子的通病“，叛逆、以自我为中心、不爱表达，看上去答应得好好的，一转眼就变了。”从监狱狱警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韩耀明的身份变化并没有改变太多工作性质，只是接手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后，压力明显大了。 

　　我们这次是来商量朱寅上学的事。马上就要开学了，朱寅的事，录取他的高中还不知道，韩耀明很犹豫要不要告诉学校。此前，一名青少年矫正对象是当地一所技校的学生，犯罪后被劝退了。这是韩耀明不希望看到的。 

　　“你现在最想做什么?”我问朱寅。 

　　“上学。我想学做厨师。”朱寅回答。 

　　韩耀明担心朱寅会像之前那个孩子一样被劝退，即使没被劝退也担心他承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从此消沉下去。但另一方面，朱寅上学后大部分时间将在学校度过，学校作为监管的主要单位若不知情也不合适。最后，司法所、村里和朱寅商量后决定，让朱寅先去学校报到。等正式开课后，韩耀明再去学校沟通此事“，但也仅限于部分老师知情。保护孩子，有利于其成长才是最终的目的。” 

　　“开学后，你就好好学习。学校那儿，我们会尽量做工作。”韩耀明反复劝导朱寅。 

　　我们离开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朱寅一声不吭地上了楼。我看到朱寅奋力关上原来开着的窗户，然后，他站在窗边一直目送我们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