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为了与他见面，我吃了午饭就往看守所赶，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外面的太阳虽然暖融融的，但当我走进警备森严的会见室，看见那铁窗铁栏时，还是感到些许寒意。

      去年11月，他因为经济问题，被送到这里关押。算起来，我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没见过他了，心里一直挂念着他在里面怎么样。这次来，除了看望他，也是为他送行——再过几天，他就要到监狱服刑改造了。

      正想着，门被重重地推开了。“你们抓紧谈吧，见面时间只有半个小时。”说话的是个民警，他手里提着一只手铐。紧随其后的，是一个理着平头、头发灰白的小个子男人。一时间，我有些恍惚，这就是当年那个英俊潇洒的排长、意气风发的局长么？

      我和他都是农家子弟，曾在一个连队里当兵，都上过战场，人生经历和工作性质都非常相似。

      他入伍比我早，在我当新兵的时候，他已经是排长了。我们在连队里一起学习、训练和生活的时间不算长，但他一直像哥哥那样关心我、帮助我。

      后来，他调到师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而我，也开始悄悄地学写报道。当我考上军区新闻训练班并提干成为团报道组长时，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团政治处宣传股长。再后来，我到军政治部组织处当干事，他也到了军后勤部政治处任职。

      那时候，我们两人经常一起散步，谈文学、谈人生、谈未来，还相互批改习作。最难忘的是，我们都去老山前线战斗了一年。虽说身在机关，没能到一线亲自参战，但得知老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后，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以酒相庆，结果两人都喝得烂醉如泥。

      战后不久，他到师政治部担任副主任，我这个南京军区组织部的干事也很快回来成了他的部下——师政治部秘书科长。1996年10月，他平职调到杭州某城区人武部当政委兼区委常委，我也到浙西南山区的一个县人武部当了政委。他转业以后留在本区当了局长，而我则到省报当了一名房产报道的编辑。记得去年7月，我刚到浙江法制报工作时，他特地来看我，我们还叫来几个战友一起吃饭……

      “谢谢你来看我。”还是那个声音，还是那张笑脸，可我觉得有些陌生、有些走样。

      我张了张嘴，却没有声音。我想责怪他：你忘记连队的老红军传统了吗？你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吗？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我知道你会来，因为你是个重情谊的人。”我们对视了足足有10多秒钟。他叹了口气，把头低下了：“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道怎么对你说……”

      “那就别说了。”我摆了摆手，“希望你进去以后好好改造。有时间我会去看你的。”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面对现实、好好劳动改造。”他看着站在我身边的他的儿子说，“否则，就更对不起他们娘儿俩了。”

      “爸爸，我和妈妈在家等你……”他儿子哭了起来。

      他的眼圈也红了，头更低了。

      我的双眼也变得模糊起来……

      “好兄弟。”临别时，他抬起头来对我说，“记住我一句话，珍惜现有的一切，千万别像我……”

      他曾经给过我很多嘱咐，这一次最特别，也最沉重。我一定会铭记在心的。

      ■本报记者 许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