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鸣是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他所担心的是高校的科研问题。他说，目前我省各高校获取科研经费的方法都是通过课题立项、申请的方式，具有很大的竞争性，这导致高校科研越来越急功近利，而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就是让理论研究等基础科研越来越薄弱，最终将直接制约未来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计委员的这番话，让我想到了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物理学家、教育家查尔斯·哈德·汤斯先生的经历。因为对量子电子学的研究和发明微波激射器，汤斯荣获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尽管今天我们已掌握高功率激光束的很多应用技术，但在汤斯当时开始他的研究时，激光研究被认为是一条死胡同。“我和我的同事在1951年就发明了激光发生器(Maser)，然而直到10年之后的1961年才制出了第一缕激光，至于激光在工业上的应用那更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基础研究特别需要时间和耐心。”2004年，89岁高龄的汤斯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基础研究”。

　　然而，很多人听到这4个字的时候，却是另一种态度。他们总是很心急，总想在研究刚出现成果时，就把这些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而一听到需要20年、30年的长期投入时，他们就把目光收回了。当商业理念占据所有人的思想时，科研工作者们也无力抵抗商业文化的入侵，开始迎合这个市场。于是，这种急功近利造成了科学价值的迷失。

　　也许我们都需要扪心自问，科学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科学就是探索，就是不知道结果的探索，而且必须做好迎接意外的准备，这种意外比我们的预期可能更糟，也可能更好，就像哥伦布没有找到印度，却发现美洲大陆一样。

　　“事实上，基础研究的回报率才是最高的，因为研究成果会被广泛地应用。你看，诺贝尔奖从来都是在10年、20年甚至更长久的基础研究中产生的，我们的政府也需要这样的耐心。”计委员感慨。

　　让人欣喜的是，计委员此番专门在提案中分析了目前高校基础研究的现状，并建议政府对于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可以借鉴中科院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单位，采取“统一科研业务费”的专项资金形式，由高校根据科研项目自行分配，鼓励师生投身基础研究，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研究环境。我想，这份提案，彰显的是一位委员的职责、一位学者的良知。

　　■本报记者金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