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叱咤风云的富豪相继出事，仿佛在指向中国民营企业的宿命———在财富原罪上有着太多烙印。诚然，这与其中部分富豪，或者说民营企业家片面追求企业发展速度、急功近利有关，但也与其身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黄光裕的悲剧根源就在于通过与权力合谋，将企业上市、对外扩张及经营资本化也变成了一种权力资源。他获得了权力的包庇而无所不为，这本身就是权力越界不受管制的影射。因此，黄光裕倒下能否终结“官商合谋”，或者说会对治理“官商合谋”现象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才是此案更为重要的命题指向。中国民营企业面临“去黄光裕化”的选择———究竟是走符合市场规律的规范经营、公平竞争的发展之路，还是继续利用当下的某些体制漏洞，与权力掌控者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垄断坐庄、非法交易获取暴利？

　　或许，这不是打倒一个黄光裕或一批“灰色富豪”所能解决的。终结“官商合谋”现象的要害在于，对公权力异化为少数人“私权”，市场过度管制及干预所造成的结构性伤害，以及权力庇佑资本轻易突破市场与法律规范等重大体制弊端的反思与改进。法律对黄光裕所犯罪行进行了惩处，这是事后追惩。而如何使之前置为预防与威慑功能的日常体现，监督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依法经营，监督政府相关部门依法行政；让一度被低估的法治威严还原成社会的公正信仰，让看似强悍的权钱联盟在公共监督下逐步被瓦解，才是更值得我们思索的。